文人作为一个依附性比较明显的阶层，其赚钱也往往要依附某个势力。生存压力下，无论哪一派，都要赚钱。文人作为一个依附性比较明显的阶层，其赚钱也往往要依附某个势力。在这方面，左派文人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文人与学者的重叠度比较高，但鉴于某些左派实在配不上学者这个略带褒义的词汇，所以本文标题用“文人”这样一个偏中性的词汇）
1、比较低的层次，利用民族主义赚稿费
最突出的是《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了。前一本书直接抄袭《日本可以说不》。张小波利用此书赚了人生 桶金。尝到甜头的他，很快克隆出第二本书：《中国不高兴》，又大赚一笔。两本书低劣的质量，恰好符合民族主义分子的口味，大卖特卖。随后的剧情却让人大跌眼镜：张小波移民美国了。
两本书的策划者都是张小波，网上传他曾因写“反动诗”坐牢三年，不知真假。张小波不出名，出名的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宋晓*，此人经常上电视节目，到处说他那几句反美反日反西方的论调，所以混了脸熟。令左派尴尬的是：出书赚得大笔钞票后，宋晓*也移民美国。
现在，只有《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似乎没有移民，为左派留下一点点面子。
孔庆东也鼓吹民族主义。在他当年的好友余杰四处被封杀之时，他却风生水起。他与张小波、宋晓*有所不同。首先他到目前还没有移民；其次，他依靠民族主义出名，但所出版书籍并没有直接贩卖民族主义。他由于缺乏涵养而经常爆粗口，但他比张小波、宋晓*有一点尊严。
另一个移民美国的左派司马南，则比张小波、宋晓*更为不堪。他基本已经算不上一个文人。
2、比较高的层次，当“国师”
最成功的是林毅夫。他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其观点异常简单，几乎到哪里都是围绕“后发优势”4个字做文章。杨小凯提出“后发劣势”理论来批驳林毅夫，但这并不影响林毅夫后来在杨小凯逝世后发文纪念。
为了把“后发优势”宣传得更具体，林毅夫多次讲：“中国经济还能以7%的速度增长20年。”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论据支撑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结果，没几年，中国经济增速跌破7%，还在一路向下。林毅夫对此似乎没有看见。
现在，林毅夫依然扛着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招牌进入各种论坛，为高层讲课，其实是为高层提供论据。他是最成功的国师。
林毅夫的成功很快引来的效仿者：张维为。北大有林毅夫，复旦有张维为，南北呼应。相比较而言，张维为走得更远。林毅夫一般只夸“中国经济优势天下 ”。张维为则是全面开花，把中国的各个方面说成全球 ，他的 论断有：“中国GDP其实比美国还高”，“中国是民主国家，德国是专制国家”，“中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中国式的选贤任能比西方的民主制度好”……结论太过石破天惊，以至于高层也不好意思重用他。他算不上国师，最多是个“省师”、“市师”。
3、比较有“尊严”的方式，以忧国忧民赚钱
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时寒冰。他永远以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表达忧国忧民的深情，然后，他的博客文章被转载，他的书被推销，他的讲座能卖出较高价格。有人认为时寒冰是右派，这是因为评价者根本没有搞清什么叫左派什么叫右派，一些人仿佛以为忧国忧民就是右派，其实很多左派也是忧国忧民的，虽然有人是假忧，但有些左派是真忧。时寒冰鼓吹*府管制，将资源交由*府分配，这是最典型的左派论调。时寒冰也成为让人们区分左右的经典样板。
比时寒冰出名的是郎咸平，郎咸平有些左派理论很传统，比如他对国企制度的称赞，对*府职能的夸大。但另有一些观点是有点冒险的，可以说是剑走偏锋。他的讲座，给人一种感觉：他整天批评中国这不好那不好。但实际上，剑走偏锋的郎咸平很精明地知道哪里是红线：他永远不说中国制度不好。相反，他说中国制度好得很，出问题仅仅是因为念经的人把经书念歪了。郎咸平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那么好的制度却养出了那么多歪嘴和尚。郎咸平的策略，使其迅速成名，但因为过于剑走偏锋，所以他无法成为官僚高层的座上宾，但他到处上电视赚出场费，他的一场实地讲座更是经常收入十万、数十万。
4、最“成功”的左派官媒：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诞生之初，曾经找不到赚钱的方向。一会想搞文艺，一会想搞八卦。四处碰壁之后，主编胡锡进终于发现民族主义可以卖钱，于是就开始尝试，并最终确定了环球时报的营利模式：以西方式的语言习惯和貌似中立的态度贩卖民族主义。现在，环球时报取得了两方面的大丰收。一方面，被权力部门送上飞机，订户大增、广告大增；另一方面，成为一个风向标，许多事件出来后，人们都不北京看白癜风医院哪里 苏孜阿甫
转载请注明：http://www.balesitana.com/btly/718.html
当前位置： 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旅游 > 中国左派文人的营利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