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时差 > 赵艳萍无疆世界20世纪国际治蝗协同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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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以来,非洲、美洲、亚洲等地的蝗灾日益严重。因蝗虫的迁飞性与群聚性,治蝗成为各国无法以边界阻隔的共同事务。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科技成果在治蝗中的运用,欧美国家引领了新式治蝗方法,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成为趋势。从蝗虫研究到治蝗技术乃至除蝗管理,进入了全球同质化的模式。成立专门的国际治蝗组织、机构对各国治蝗进行指导规划,举办国际治蝗会议交流研究成果与治蝗技术,开展无疆域的合作援助等,国际的协同治理渐成常态。
蝗灾;害虫治理;无疆世界;协同合作;
蝗虫为害自农业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在世界范围内，除南极洲和欧亚大陆北纬55°以北的地区外，常年发生蝗灾的面积超过万平方公里，全球近多个国家或地区，约八分之一的人口，经常受蝗灾袭扰。人类历史上最早可见的蝗灾景象记录是公元前年古埃及墓室中的一幅壁画。早期关于蝗灾的文字记载可见于埃及、希伯来、古希腊和中国的古籍中，《圣经》中有三十余处文字提及蝗虫、蝗灾，《出埃及记》和《启示录》把蝗灾列为重大灾害，《出埃及记》中记耶和华让摩西降临在古埃及的十个灾祸，其中之一便是蝗虫布满埃及。
蝗灾肆虐的历史很长，但世界各国应对蝗灾的能力各有不同，较之中国古代丰富的治蝗经验，20世纪以前的很多蝗灾重灾地对蝗虫的认识与治蝗的经验相对落后。据非洲蝗灾史料可见，直到19世纪，大规模蝗虫入侵南非时，当地的除治仍混乱无序。而此时，我国的治蝗已完成了从视蝗为“天之罚”到以蝗为害观念的转变，经历了从零散的个人除治到*府组织治蝗的变化，治蝗的管理无论在制度上、立法上还是机构设置上都有体现，形成了由上而下的督捕体系。
目前学界对中国蝗史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是世界蝗灾史视域下的研究稀见。本文从全球视野下探讨世界各国从各自为*到通力合作的治灾变化，展示近代以来人类在灾害面前，认知与应对的渐进历程，以此说明，在人类活动与环境的矛盾中，无疆世界下的国际协调、合作互助，才是人类应对灾害、改善与环境关系的 出路。
01
区域合作的肇始
(一)国际虫害研究交流的开端关于蝗虫治理的国际交流始于各国独自开展的虫害研究。18世纪以后，各国虫害肆虐，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纷纷设立昆虫学会，其中不少关于蝗虫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促进了蝗虫生物学的发展。年，英国特设皇家昆虫学会，提出对蝗虫尤加注意;法国年成立昆虫学会;俄罗斯年成立昆虫学组织;中国稍晚于年以后各地成立昆虫学会，如六足学会、中山大学昆虫学会、杭州植物病虫学会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及、加拿大、阿根廷、苏联、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有专门的研究团队从事蝗虫研究，有些国家甚至派昆虫学家在非洲、亚洲等蝗灾高发地长期驻扎，定点进行实地观察与跟踪研究，取得了不同蝗种的多项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除治方法。
与此同时，自19世纪始，昆虫学家们也共同致力于彼此不分国家、不限地域地开展虫害研究工作。年欧洲瑞典植物学家埃里克松曾倡议各国通力合作，防治植物病虫害。此后有了定期召开的国际昆虫学大会(InternationalCongressofEntomology)，这是世界各国昆虫学家讨论并分享研究成果的学术会议，到年8月，在德国柏林召开了第七次大会，讨论昆虫分类、命名及治理等，亦涉及蝗虫问题。年罗马国际植物病理讨论会，原计划31国参会讨论在各国成立植物病害防治处，后战争发生，未能按期举行。年英国开始举办“帝国昆虫学讨论会”，此后每隔5年在伦敦举行一次，到会代表虽多属英帝国殖民地，所讨论的主题则不限区域，非洲等地的蝗虫问题是其中重要的议题。这些会议的代表都非限于一国，呈现出国际合作不断增强的趋势。另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经由各种学术平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一步推动了国际间虫害防治的交流与合作。据统计，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上发行的有重要影响力的昆虫类期刊、报纸、年鉴等各类学术媒介计76种，如Agricul-tureandLive-stockinIndia，AnnalsofAppliedBiol-ogy(Cambridge)、《农业及园艺》(东京)等;中国的《中华农学会报》《植物与昆虫》《农报》《中央农业实验所研究报告》《热带农学会志》(台湾)等。
(二)南非区域合作治蝗的探索
史载从19世纪40年代始，红蝗大规模入侵南非，此后在南非呈现出规律性大暴发的趋势。20世纪初，南非开始谋划各地合作或者联合灭蝗行动。当时还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南非各地，寻求殖民统治国协助，以推动合作。这其中促成合作的 功臣是英属纳塔尔省(Na-tal)，纳塔尔的虫害治理理念在当时走在周边地区前面，他们在参加殖民地间的农业会议和联盟时反复强调靠他们一地之力无法真正消灭蝗虫，所以极力促成各地联合灭蝗的行动。纳塔尔积极灭蝗的行为给南非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他们不仅尝试多种灭蝗的方法，推广砷化物灭蝗，而且最早立法(《蝗虫法案》，LocustAct，)，让*府介入除蝗事宜，敦使民众灭蝗。年11月7日，纳塔尔殖民地总理向开普(Cape)、德兰士瓦(Transvaal)、奥兰治河(Orangeriver)、巴苏陀兰(Basutoland)殖民地负责人的信中询问合作治蝗意愿，述及在上季蝗灾来临时，尽管他们除治蝗虫花费不菲，可是因为周边地区毫无行动，导致飞蝗从边境迁飞进纳塔尔，再次肆虐他们已经除治过蝗虫的地方，损失惨重。此后数月中，纳塔尔多次与周边地区往来书信，咨询、洽谈合作灭蝗事宜，并将纳塔尔治蝗法案周知各地，努力推动立法除治。这些努力得到德兰士瓦、巴苏陀兰的响应，但是与其他地区协调一致治蝗行动方面的进展并不顺利。直到年6月由当时英国的塞尔伯恩伯爵出面，致信给开普、纳塔尔、奥兰治河和南罗德西亚各行*长官，建议各地派代表参会共同商议成立中央管理局来统辖治蝗合作，形成统一的活动准则。同年8月20—21日，几乎所有英属南非殖民地都派出代表在比勒陀利亚聚集商谈，达成了合作的重要决议:一是成立中央局，办事处设在比勒陀利亚，经费由各地按比例承担;二是各地调查蝗群位置和活动情况，上呈中央局，由中央局汇总以后向各地发放备忘录和蝗群地图等资料;三是通过了纳塔尔《蝗虫法案》，推广砷化物灭蝗的方法;四是邀请葡属东非和德属西非*府合作。经过此次联盟会谈，南非中央蝗虫局(SouthAfricanCentralLocustBureau)诞生，该局的管理从一开始就确定由昆虫学家而非行*官员来主导，最初由德兰士瓦的昆虫学家负责，内设委员会，委员由各地的代表组成，包括有昆虫学家、蝗灾防治的领导或者是直接负责灭蝗的官员。
年南非区域合作治蝗正式开启。5月17日，南非治蝗中央局召开 次委员会议，代表近20人，除了英属南非殖民地的各地代表，还有葡属东非的代表、德属西非的代表，这是南非 次有不同管理层和不同民族代表参加的讨论昆虫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很成功，在南非境内达成了一个共识，明确了联合行动灭蝗的宗旨，为合作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规范化的治蝗模式:首先是南非蝗虫 的研究成果共享，包括蝗虫的生物特征、滋生地、迁飞为害路线等;其次是在蝗虫、蝗灾信息的收集上有了科学标准，便于昆虫学家对蝗虫发生范围与迁飞的统计与研究;再次是推动了各地立法除蝗，得到部分地区如奥兰治河等地的响应，同时促使经费充足的地区提供资金协助; 是敦促各地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灭蝗事宜，推广高效的化学药剂溶液除蝗。南非区域内的合作治蝗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力推动了非洲其他地区的配合。
早期的合作侧重于*策方向和合作意愿，而具体的联合行动的推进问题，由于各殖民地在主权上没有独立性，经费投入、科研投入、立法等各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尽管如此，治蝗工作跨越地区边界的阻隔，合作渐成为共识，从这一方面来说，无疑是重要的突破。
02
国际合作的发展
(一)欧洲、美洲与非洲的初步合作
南非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治蝗过程中对管辖国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鉴于非洲蝗灾的日益严重性，欧洲国家认真地投入到治蝗问题中，研究蝗虫，指导治蝗，以及提供财力与技术支持。
20世纪20年代欧洲与非洲建构了合作平台，共同面对治蝗。年10月，在国际农业研究所(InternationalInstituteofAgriculture，简称IIA)主持下，代表地区签订了《关于成立灭蝗运动组织的公约》、《国际治蝗公约》，约定相邻地区间治蝗互助。因为之前没有统一协调的研究计划，研究成果无法共享，导致各地的研究多有重复、重叠。为了解各国蝗发情况，以及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年伊拉克、巴勒斯坦、叙利亚、外约旦、土耳其共同签署了《关于成立国际性蝗虫信息处的协议》；年由(印度)经济咨询委员会发起国际合作，对非洲和西亚蝗虫开展联合调查研究。这些举动激发了国际协作研究的需求，各国的昆虫学家为研究蝗虫与研制灭蝗药物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此后，合作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BorisUvarov(鲍里斯·乌瓦罗夫，—)、B．N．Zolotarevsky和P．Vayssiere等这些先驱者的努力，为非洲蝗虫防治的国际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们的努力下，专门的治蝗研究组织建立起来，由区域性组织发展成国际治蝗组织(Inter-nationalLocustControlOrganization)，推动了国际治蝗互助。该组织每两年联合召开一次国际治蝗会议，会议最开始是由非洲、欧洲南部、亚洲西部各蝗灾国家所组织，以实现科学研究蝗虫与蝗灾、研究结果共享和治蝗技术指导，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直到现在仍是世界共同应对蝗灾问题最重要的会议。
一开始治蝗会议的成员国主要是欧洲国家，年9月在罗马召开的 次国际治蝗会议由国际农业研究所(IIA)发起，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接受了共同调查的方案，指定伦敦的帝国昆虫研究所作为世界治蝗研究中心。此次会议推动了各国对蝗虫、蝗灾调查的重视，年以后主要受灾国的蝗灾调查纷纷展开，取得了巨大进展。印度和非洲大部分的调查由来自英国、法国和印度的蝗虫研究组织进行，中国受到国际治蝗理念的影响，也开始了全国性的蝗情调查。这些调研材料很多都上报于英国帝国昆虫研究学会存档。年7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二次国际治蝗会议，有9个国家参加。两年后，在英国伦敦召开第三次会议，参加的国家与地区扩大到13个:阿富汗、南非联邦、比利时、英国、埃及、西班牙、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意大利、利比里亚、葡萄牙、英埃苏丹。与此同时，美洲的治蝗合作也开展起来。年，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召开会议，代表们来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等，商议南美蝗虫滋生地调查的问题。年，阿根廷、巴西、美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和乌拉圭缔结治蝗公约，提出建立泛美蝗虫研究的专门机构，长期合作，并将研究成果在全世界分享。年，这些国家联合玻利维亚、巴拿马对年的公约进行了修订，再次缔结了关于共同应对蝗虫的公约。
表世纪20—30年代世界重要治蝗研究工作的内容。
从20世纪前40年的治蝗合作来看，当时首要的国际合作方向是蝗虫生物性研究和蝗灾调查，包括资料上报的规定、术语的定义、生物统计的标准等，主要目标是为了推进国际联合防治及研究沙漠蝗、东半球蝗、摩洛哥蝗等工作。当时的研究工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为科学治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飞蝗独居型转化及群迁型的诱因;飞蝗生活史与气候及其他因子的关系;蝗虫疾病;沙漠蝗、埃及蝗虫、印度西北部蝗虫研究;蝗虫生态研究野外调查法;利用飞机喷洒砷化物、砷化物的替代品灭蝗;结合小气候学、计量生物学来研究飞蝗迁移;等等。这其中，关于不同蝗种在特定生态条件下，从独居型蝗虫向群聚型蝗虫转变是极其重要的认识。在这些科学解释出现之前，各国囿于学识所限，对蝗虫从何来又因何消失的模糊理解，影响到捕蝗实效。年，乌瓦罗夫提出了“蝗虫阶段说”，解释了蝗虫看不见的真相，即在蝗源地呈独居型状态，分散四处，跟其他蝗虫类如蚱蜢一样。此后十年间，乌瓦罗夫等人在红海沿岸和西非等地持续地观察与实验，证明独居型蝗虫个体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其数量可以快速增加，从独居型转化为群居型。这一研究科学解释了蝗虫消失与爆发的原因，对各国的治蝗是非常重要的指引，因此在蝗灾中心地构建一个综合的治理方案就成为需要各国共同合作完成的首要任务。此外，关于蝗虫迁飞跟气候相关性的研究，也推动了昆虫学家与气象学家要有紧密合作的意识，且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继续探索的课题。前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确定了全球治蝗标准化的科学态度，通过对调查方法和爆发区生态学的讨论，各国达成共识，即调查标准化才能实现结果的可对比。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的治蝗研究开始趋向同质化，学术成果的借鉴与在各国的应用成为可能。因此，更加坚定了在各个范围内国际合作的共识以及具体方向的细化。此后，关于蝗虫问题的国际会议与交流接踵而至。
(二)五大洲国际治蝗合作的扩大
20世纪30年代是世界各国齐心应对蝗灾的时代，对于国际治蝗会议中分享的蝗虫研究成果，各国都可以获得;各蝗灾国内部的治灾工作日趋科学化、数据化，蝗虫、蝗灾调查日渐常态化，尤其在治蝗管理的建制上日益趋同，研究、管理、技术、组织、制度、经费等等成为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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