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民族国家建立下

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民族国家建立（下）

《历史研究》年第2期

钟志清

三、犹太民族主义者的语言观与希伯来语口语的复兴

与书面语改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复兴希伯来语口语的理念随着犹太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崛起而萌芽、成型，又在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建立现代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以实施。希伯来语口语的复兴与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纠结在一起，因而也显示了与两者相类似的反复、曲折的历程。

19世纪的欧洲，民族自治、民族统一、民族认同等观念已深入人心。西班牙、俄罗斯和德国反抗拿破仑，塞尔维亚和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波兰反抗沙俄，比利时独立，拉丁美洲各省成功脱离西班牙帝国，建立了一系列拉美独立国家。即使当时这些反抗和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民族主义的成分，是有争议的，但无疑对19世纪的犹太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犹太民族主义是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最早的犹太民族主义理念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当时以西奥多·赫茨尔为代表的从*治上复兴犹太民族的主张尚未面世。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犹太人并没有把自己视为一个民族。

犹太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相辅相成。身为犹太民族主义复兴者的摩西·赫斯又是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在《罗马和耶路撒冷—— 的民族问题》中，摩西·赫斯主张犹太人应当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而斗争，认为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特别的种族”，提出返回故土，即巴勒斯坦的犹太国的主张。但在19世纪60年代，赫斯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未在犹太人当中找到市场，甚至遭到一些犹太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只是在数十年后，当“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赫茨尔首次读到赫斯的作品，不免写下“我们力图要做的一切，都已经在他的书中”时，情形才有所改观。

摩西赫斯

的希伯来语作家佩雷茨·斯摩伦斯金曾经反复强调，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即使在失去家园之后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民族，他指出18世纪启蒙运动试图借助希伯来语引导犹太人走出“隔都”，融入欧洲文明，实际上是借民族现代化之名，在精神上瓦解犹太人，这会危害整个犹太民族的生存。

斯摩伦斯金在犹太民族主义尚未得到广泛认同之际，便以他所供职的当时最有影响的一份希伯来语报纸《黎明》(Hashakhar)为阵地，大力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他强调希伯来语言的重要性，相信没有希伯来语就没有《托拉》(即《摩西五经》)，而没有《托拉》就没有犹太民族。斯摩伦斯金的言行确实反映了犹太启蒙运动中的一个悖论现象，即在启蒙运动中，某些融人世俗文化的犹太人放弃了对希伯来语的兴趣，对历史、科学、德文比较热衷，并想通过改宗等手段为德国文化所接受。门德尔松去世时，德国犹太人与德国文化已经有较大程度的融合，可以说了却了门德尔松的一个心愿；但他试图保持本民族文化的愿望却付诸东流。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所有的直系亲属纷纷改宗。但是，这些改宗者又没有被他所痴心向往的欧洲文化所接受，一旦具备了某种*治、社会、文化条件，他们会在反犹声浪中遭到欧洲社会的无情抛弃。说到底，斯摩伦斯金与门德勒一样毕竟是文人，而不是*治家，他的建议虽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论据不充分。他倡导年轻一代学习希伯来语，但目的在于强化犹太民族意识，而不是想，或者说不敢奢望，把希伯来语恢复为口语，用于民族内部的交流。

就连以赫茨尔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最初也未曾憧憬将希伯来语设定为梦想建立的新型犹太国的语言，甚至想借鉴瑞士等国家的经验保持多语共生的局面。赫茨尔在《犹太国》一书中指出,“我们想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会有不少困难。我们互相之间无法用希伯来语交谈。我们当中有谁掌握了足够的希伯来语，能靠说这种语言去买一张火车票?这样的事情是做不到的。然而，困难却是很容易被克服的。每个人都能保持他可以自由思考的语言。瑞士为多种语言共存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我们在新国家中将保持我们现在这里的这种情况，我们将永远保持对我们被驱赶离开的诞生之地的深切怀念。”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将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信仰，而不是语言，因此不会强制推行一种民族语言。

如果说启蒙思想家或斯摩伦斯金那些早期民族主义者注重的是语言的文化意义及交流价值，那么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则更多地是因为立国和意识形态的需求，才在日后推广希伯来语。他们来自讲意第绪语的东欧世界，在他们眼中，意第绪语虽然具有交流价值，但它代表着犹太人在欧洲的流亡体验，是德语与希伯来语杂交后的产物，不能用作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国语。选择希伯来语有强调犹太人集体身份的意义。

希伯来语口语化的过程是在犹太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语境之下由俄裔犹太人本一耶胡达及其追随者倡导、实现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本一耶胡达被视为单枪匹马复兴希伯来语口语的天才，其作用有些被夸大。不过，本一耶胡达在创造这一奇迹的过程中发挥了无法取代的关键作用。并非本一耶胡达首次提出把希伯来语重新用作犹太人口头交流的语言，也不是他初次提出通过教育普及希伯来语，但是，是他首次提出在以色列地，即巴勒斯坦发展希伯来语口语的建议，并身体力行，把梦想化作现实。

构成本一耶胡达思想的基础是犹太民族主义。本一耶胡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他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出生在耶路撒冷，甚至没有出生在以色列地；二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最初讲的语言不是希伯来语。但他早年就怀揣着到祖先生存过的土地上定居并讲希伯来语的梦想。在本一耶胡达幼年时代，犹太启蒙运动已经从德国东渐到加利西亚地区和俄国，有三位犹太启蒙思想家和一位非犹太人对本一耶胡达确立并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位犹太启蒙思想家是故乡的拉比约瑟夫·布鲁卡(JosephBlucker)。他通过布鲁卡拉比开始接触犹太启蒙思想，并逐渐得知原来希伯来语可以用来表达世俗思想，于是阅读玛普的长篇小说《锡安之恋》、《撒玛利亚之罪》等新文学作品，以及用希伯来语翻译的鲁滨逊的故事，对希伯来语产生了强烈的热情，甚至用希伯来语和同学交谈。舅舅得知他对犹太启蒙运动产生兴趣后很不愉快，便让他转学到自己居住的格鲁博基一所经学院。但是本一耶胡达暗地里继续学习希伯来语语法，阅读世俗文学。第二位犹太启蒙主义者是他的岳父施罗莫·约拿斯(ShlomoYonas)。当时舅舅已经决定不再做本～耶胡达的监护人，本一耶胡达只好留宿犹太会堂。当约拿斯意识到这个孤独的年轻人有望成为启蒙者之后，便把他请到家中，让女儿德沃拉(本一耶胡达的 任夫人)教他俄语、法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从此，他经常阅读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在东欧犹太启蒙运动中影响深远的希伯来文期刊《黎明》。

年，本一耶胡达又到都纳贝克(Dunaburg)求学，在年轻的犹太启蒙主义者维汀斯基的引领下，接触到俄国的革命运动，维汀斯基被视为他的又一位精神导师。在那一阶段，本一耶胡达的思想一度陷入虚无。但是，斯摩伦斯金等人编写的《黎明》杂志，重新唤起了他对希伯来语的热情。对他来说，斯摩伦斯金的创作固然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离他要遥远，但是这些小说中所反映的人生与时代却让他乐于阅读。尽管他赞同斯摩伦斯金对门德尔松等启蒙思想家的批判，但不肯接受斯摩伦斯金关于没有土地的犹太人可以实现文化复兴的主张。

直接唤起本一耶胡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使之把追求犹太国家的想法付诸行动的原因有二：年和年之间爆发的俄土战争，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丹尼尔·德龙达》()。在他看来，如果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借助俄国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正义的，那么犹太民族主义也是正义的。而艾略特小说中的犹太主人公德龙达试图在*治上恢复同胞的生存权利并使之成为一个民族的思想启迪了本一耶胡达用行动来实现梦想。也正是在年，本一耶胡达到了巴黎，他在那里结识了第四位对自己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即俄国贵族、记者查斯尼考夫。此人虽然不是犹太人，但引导本一耶胡达接触巴黎的*治文化生活并鼓励他阐发自己的思想。

希伯来语之父

年，本一耶胡达在《黎明》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 篇希伯来语文章《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追述了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认为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重要标志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真正起因在于被压迫民族的奋起反抗，主张犹太人和希腊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一样，有权捍卫自己的民族身份。但在这篇文章里，他维护更多的是民族的*治属性，而不是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价值，并没有清晰地提出复兴希伯来语的主张。研究者认为当时本一耶胡达并不认定讲一门共同的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路德维格·菲利普森说:"真正的民族生活必须与一门共同的语言结合在一起，可是犹太人并没有。“”本一耶胡达回应道:"一个民族没有必要只使用一种语言。比利时、瑞士、法国都有人讲少数民族的语言，但是依然是这些国家的成员。我们，希伯来人，甚至比他们有优势，因为我们有一门语言，我们可以用这门语言写我们之所想，如果愿意，我们甚至可以讲这门语言。”在笔者看来，本一耶胡达与菲利普森论辩的焦点不在于一个民族是否应该有统一的语言，而在于犹太人是否有条件可以成为一个民族，本一耶胡达不仅指出犹太人比其他民族具备语言优势，而且意味着这门语言还具有潜在的复兴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两年后本一耶胡达前往巴勒斯坦，不遗余力地普及希伯来语的原因。

一个国家应该有一门共同语言是本一耶胡达时代欧洲国家的共同特征，德国浪漫派，尤其是赫尔德的著述对斯拉夫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显然触动了本一耶胡达。而且赫尔德的“语言民族主义”学说，以及关于希伯来人应该回到巴勒斯坦再度发展为一个民族的主张，对本一耶胡达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本一耶胡达意识到现代民族思想里融进了新的内容与形式，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要得以生存与延续，就需要保持特有的民族精神，保持特有的民族语言和性格。语言是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重要手段。因此，犹太人不仅要拥有土地，而且要有一门民族语言。显然，这片土地便是巴勒斯坦，这门语言便是希伯来语。而如果希伯来语只是一门书面语，就无法长期存活下去。因此，有必要将其恢复为口语，用于学校教育。

四、在犹太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复兴与改良希伯来语

正如前文所示，启蒙思想家试图在流散地复兴希伯来语只是在现代社会保持犹太人民族身份的权宜之计，无法改变犹太人被同化的命运。而在即将建立于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国家内把希伯来语作为书面与口头用语加以使用与改良，不仅使一门古老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恢复生机，从而延续古代圣经时期犹太民族的辉煌历史，保存民族文化；而且可以淡化犹太人在大流散期间的耻辱过去，有助于犹太人塑造一种新的身份。选择希伯来语、摒弃意第绪语就等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换句话说，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讲摩西的语言，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则为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提供了某种合法依据。在这个意义上，一度服务于上帝的希伯来语在当时可以服务于建国需要，成为创立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理想载体。

20世纪初期，巴勒斯坦已经初步具备了复兴希伯来语的某些条件。首先，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古代希伯来语的教育背景，具备了使用这门语言的必要能力。其次，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要一门共同语言进行交流。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影响，加上欧洲尤其是俄国反犹浪潮加剧，大批犹太移民从东欧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居住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当地的犹太人之间没有一门统一的现代语言，无法进行交流和贸易往来，希伯来语虽然古老，但至少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相互沟通的目的。阿摩司·奥兹描述了当时的具体情形，“”年前，许多犹太人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相遇，没有一种共同语言。东方犹太人讲拉迪诺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有时甚至讲波斯语，但是不能讲欧洲犹太人的语言；欧洲犹太人讲意第绪语、波兰语、俄语、匈牙利语，有时讲德语，但是不能讲东方犹太人的语言。这两大人群是无法交流的。要进行交流，就必须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来做生意，来谈话，进行买卖，即便他们当时讲的是祈祷书中的希伯来语，但希伯来语作为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交流的语言，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了生命。”再次，早在19世纪80年代巴勒斯坦就已经成立了希伯来语学校，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不再怀揣为欧洲文明同化的目的，不会对学习希伯来语持抵触态度。尤其是到了第二次移民潮时期(—)，新移民中有许多作家和文化人，他们创办希伯来语报纸、刊物，使用希伯来语进行日常交流，普及希伯来语可以说进入了一个

自觉时期。

犹太圣地：耶路撒冷

这样，复兴希伯来语的运动在巴勒斯坦便由少数精英的自发活动，越来越变得组织化，渐趋纳入即将建立的以色列国家框架中。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十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代表们不再像赫茨尔在年那样对使用希伯来语持怀疑态度，而是把希伯来语作为会议语言，显示此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开始认同希伯来语为日后的犹太国家语言。年的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明确提出了把希伯来语作为犹太民族语言并且要创建希伯来大学的主张。～年，海法工学院就使用德语还是希伯来语展开争论。其结果是，希伯来语战胜德语，成为以色列 所 大学的教学语言。年，英国当局决定把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英语一同定为官方语言。

在复兴希伯来语的过程中，教育家、出版家和文学家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早在本一耶胡达抵达巴勒斯坦之前的年，耶路撒冷便有希伯来语文学期刊问世。编辑们使用蹩脚的希伯来语词汇，模仿法文、德文和俄文来表达现代意义。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勒斯坦成立了希伯来语言委员会，即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建国后经议会立法更名的希伯来语言学院，意在推广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并对语言现代化进行裁定。希伯来语言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教育家，他们不仅从圣经希伯来语中寻找词汇，也从密德拉希希伯来语、赞美诗当中寻找适用的词，创造新词，借用外来语，扩大了希伯来语的源头。最初，委员会只提倡借用闪米特语中的词汇，如阿拉米语、阿拉伯语，而反对借用印欧语系中的词汇。这种通过创造混合语来复兴民族语言的做法在犹太世界争议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由语言学家集体创造语言的方式是错误的，而另部分人，包括 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都认为这是民族语言复兴运动中的新倾向，应该加以维护。而今以色列人使用的希伯来语便是以古代希伯来语为主体并吸收了其他闪米特语言乃至印欧语系中某些词汇和句法方式的混合语言。在词汇选择上，圣经希伯来语比较受人青睐，但在语法和句法上，当今以色列的希伯来语则更接近密德拉希希伯来语。

希伯来语之所以战胜德语和意第绪语，成为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地区的官方语言，当然还与德国在 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欧洲犹太意第绪语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崩溃的历史进程有关。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巴勒斯坦新移民数量不断增加，19世纪末，巴勒斯坦有大约犹太人，而到了年，已经有大约犹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些移民多来自东欧和俄国，而讲希伯来语则是摆脱过去的流亡体验、做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重要标识。在讲希伯来语时，他们必须努力改掉自己在流散地形成的希伯来语口音，向本土人学习地道的希伯来语口音和希伯来语习惯用法。

最为彻底的趋新之举是将语言与“新人”的产生联系在一起。从事希伯来语基础教育的工作者以及希伯来语作家和艺术家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以色列本土新文化的创造直接对应。许多作品被教育家放到民族主义的语境下阅读，强调作家与民族复兴的联系，强调拓荒者精神，同时否认大流散时期的价值。否定大流散文化的目的在于张扬拓荒者即犹太复国主义文化。新移民逐渐懂得，为了让希伯来文化接纳自己，就必须摒弃，或者说鄙视他以前的流散地文化和信仰，使自己适应新的希伯来文化模式，适应未来国家建设的需要。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出生的犹太孩子，即本土以色列人，幼时便以希伯来语为母语进行交流，读书，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不仅学会爱希伯来语，而且把希伯来语当成 的民族语言，当作巴勒斯坦新型犹太人(即新希伯来人)身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希伯来语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全面复兴的。

语言是民族传统链条上一个鲜活的环节，正是通过语言，个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整个集体文化中的一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理论家来说，讲外语是一种非自然的生活，也就是说会疏远其个性自发的、本能的源泉。就像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所强调的那样，每个民族都应该“有它的民族文化，例如他的语言”。这一说法在19世纪的欧洲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另一位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指出，“语言塑造人胜于人塑造语言”，强调一个民族如果继续沿用本源语言则等于保留着本民族的固有传统，反之亦然。欧洲的芬兰、挪威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开始复兴民族语言，以图强化民族意识。近代以来的犹太知识分子也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保留自己民族用语的重要性。前文提到的18世纪的犹太启蒙思想家倡导用圣经希伯来语来传播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并反映世俗生活，他们的努力“不自觉地为犹太民族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甚至可以说为犹太民族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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