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

犹太文化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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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迦南美地

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不同的现实主张。戈迪斯的背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他从小接受的传统犹太教育是以学习《塔木德》为核心的,自然无法接受对流散地犹太传统的全盘否定。

以色列是众所瞩目的国家。无论在当代全球*治变局,还是千年世界文化格局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的特殊位置都无需赘言。关于以色列的中文书越来越多,不少还是以色列人写的。我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再来组织翻译丹尼尔·戈迪斯(DanielGordis)这本关于以色列的新书(Israel:AConciseHistoryofaNationReborn,NewYork:Ecco,)呢?

本书是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于年。我国上一本以色列通史译著(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杨*译,东方出版中心,)的原著出版于年。这十几年来,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义(“因提法达”)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和平既然无望,以色列人开始更多地向内看,以往被巴以冲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年建国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遭驱逐而移民以色列,这些东方犹太人(Mizrachim)的体征、文化与习俗迥异于欧洲裔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欧洲白种犹太移民建国前就来到巴勒斯坦,此时大权在握的他们免不了歧视和剥削东方犹太人,让后者心生怨恨。进入21世纪后,东方犹太人的后代不仅在人数上早已赶超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治势力举足轻重,文化影响也正在扩大。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不仅与世俗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矛盾重重,更与约万来自前苏联的几乎没有任何信仰的犹太移民判若油水。由此产生的*治、文化斗争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虽然世俗化了,但他们中仍有一小部分所谓的哈瑞迪人(Haredim)顽强抵制现代世俗文明,以独特的服饰和自成一体的居住区刻意与世俗世界划清界限,力主犹太教自古以来的神圣启示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弃。其中有些人更坚持神权*治或异族统治的理念,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大业为渎神的洪水猛兽,他们反对以色列*府,其不遗余力的程度,即使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色列建国时,哈瑞迪人的数量微不足道,*府便网开一面,免除了他们的兵役。但近年来,由于高生育率,以及部分东方犹太人的加入,哈瑞迪人口迅速攀升,*治和经济势力已不可小觑。他们的拒服兵役以及他们的世界观造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严重分化。

与哈瑞迪人相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人数更少。黑皮肤使他们的犹太身份广受质疑,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近年来他们以暴乱为形式的反抗不时见诸报端。

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不同的现实主张。对于年以后约旦河西岸涌现的犹太定居点,有的以色列人视之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屏障,有的坚持认为去那里定居只是重新回到圣经时代神的“应许之地”,有的则警告一旦把那里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纳入统治,犹太国的犹太性就会瓦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最有利于国家利益,捍卫自己立场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故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巴以和谈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还是以色列国内 争议的问题之一。

戈迪斯此书写于这类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之际,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因此,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毋宁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治事件、*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

戈迪斯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陆续写出了一批实证性著作,挑战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就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就像这批“新历史学家”(NewHistorians)所主张的,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是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戈迪斯对这场争论的态度,书后的引用文献就有反映。就新历史学家的旗手而言,对于主张巴勒斯坦人的视角不能忽视、中文世界也有译介的艾兰·佩普(IlanPappe),他只引了一篇论文,还是转引自他人文章。对于写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巨著、认为以色列在绿线之外的殖民活动是构成巴以和谈主要障碍的阿维·施莱姆(AviShlaim),他没有引。他倒是大量引用了“新历史学家”一语的发明者本尼·莫里斯(BennyMorris)的观点,但在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莫里斯已经戏剧性地从*治左翼转向*治右翼了——这也是不少以色列人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

当然,不同于新历史学家,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更有兴趣;而较之传统叙事,他更在意追溯“犹太国”的观念史,在裁剪史料时更偏好表现以色列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因而更善于揭示*治行为背后的民意,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戈迪斯在很多人眼中属于温和的保守派,他大体上似乎在走中间路线:既不回避以色列的恶行,也不吝于赞美它的善举。毫无疑问,关于以色列的过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但如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现实,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来的设想,这是更值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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