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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禽兽”之说——读《孟子》有感

在读《孟子》时,会发现很多处提及“禽兽”,有的是从“人禽之别”来谈人性,如“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用以比喻或斥责,如: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孟子·滕文公上》)

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离娄下》)

“禽兽不如”“衣冠禽兽”,古时对于所谓道德败坏之人的称呼,在当今生活中我们还在沿用。以“禽兽”喻人以示斥责,在《孟子》中已有数例,可谓“源远流长”了,在以上所列的后两段,“禽兽”一词的使用是针对较为明确的对象的,尤其可以感受到孟子对他们贬斥的语气。

已有学者注意到孟子的用语问题,如李凯在《孟子伦理思想研究:以列维纳斯伦理学为参照》一书中讲到:“杨朱、墨子被孟子斥为禽兽,这种人身攻击式的评论充分展现了孟子充满‘暴力’的语言风格以及好以己意评断是非、褒贬他人的‘杀人’倾向。”“赵岐、朱熹、焦循对于孟子的狭隘与偏颇丝毫不察,赵岐仿效孟子的口吻,批评‘杨墨之徒,无尊异君父之义,而以攒议于世也’;朱熹、焦循更与孟子站在一起,痛骂杨朱、墨子‘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自杨墨之说行,至于无父无君,仍与禽兽等矣’。赵岐等人的言论表明,孟子的‘杀人’倾向、‘暴力’倾向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一直在后世儒家中流传。”

或许所谓充满“暴力”的语言风格,可以归结为“非人化”言说的问题加以思考?而关于言说、“非人化”与“非人化”言说,在使用这些概念之前似乎也需要一些厘清。

首先,关于言说。

近年来学界在语言、话语、诠释等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哲学领域从“语言学转向”到“话语转向”,及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理论发展,均可体现话语问题之重要。英国当代思想家霍尔曾说:“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义塑造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操行,所以一切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话语与意义相连,与思想相连,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相连。这种相连的关系是怎样的?贝特森认为,人们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所有对客观世界的“知”都是通过自己的诠释去赋予意义的,这种诠释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人们创造意义的方式。按后现代主义的主流思想,话语并非表达思维,而是规定思维;并非反映现实,而是建构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言说”离不开“话语”,但不同于“话语”。后者是名词性的,前者则有动词性的一面,更侧重人选择及使用话语之行为过程,与言说者、被言说者、听言说者等主体有更多的关涉。我想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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