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去哪个医院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当我走进伊斯兰（四）原创史未安今天当我走进伊斯兰十一西宁之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也隐隐感受到了传统穆斯林群体长期累积下来的某种难以言表的危机。回家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弱势心理下的集体溃逃》，寄给了兰州《穆斯林通讯》报。《穆斯林通讯》编辑用了一整个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还配发了《编辑流程》，征集这篇文章的讨论稿。编辑部的本意是希望借此展开一场深入的讨论，但应者寥寥。事实上，感受到这种危机的人历代都有，陈克礼是一个，王静斋是一个，马注、马复初、王岱舆、刘志三都有这样的表述，往上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兴办经堂教育的胡登洲。王静斋在《回耶辨真》的序言里把当时的中国穆斯林群体形容为“俨然百年僵尸”，可谓痛心疾首，不惜恶语相咒了。但是根子在哪里，却又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说得清楚，爱之深，责之严，骂是骂得痛快了，问题和问题的根结还是没找出来。倒是明朝万历五年马化龙写的《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把问题写得很清晰：“卑鄙者流，墨守其师说，而弗轨于理，第于饮食起居，纤细琐屑之末。排异教如仇寇，争是非如聚讼，而入乃群起訾之。”这段话用大白话来表达就是：伊斯兰本是深刻的普世真理，而穆斯林却墨守师说，把普世真理弄成了一地鸡毛，还不让人说话，有人表达不同思想，就群起而攻之，恨不得把他搞死。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古兰经未能翻译成汉语：“今其经具在，令得译如华言，以昭示宇内，宇内传而习之，即不得与丘索诸彝训鼎立班行，抑何至出梵音符咒下。”不得不说，马化龙的眼光是犀利的，不亏是四百年前的文化人，有头脑。我想，近千年来，中国穆斯林中类似马化龙、马复初这样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应该不少，但为何危机仍延绵千年？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中国穆斯林存在的问题不是孤例，而是整个穆斯林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欧洲和中国是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地区，而阿拉伯和中亚地区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属于未开化的部落社会，没有文化积淀，当阿拉伯人和中亚人接受伊斯兰教之后，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自己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古兰经，他们所构筑的宗教学术体系，只能是“墨守其师说，而弗轨于理，第于饮食起居，纤细琐屑之末”，他们对自己理解不了的“彼德尔体”（异端），就只能“排异教如仇寇，争是非如聚讼，而入乃群起訾之”了。这样的一个宗教体系，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能够维系到今天，其实已经是非常不易，其中的每一个信仰个体都可以说是已经尽力了。而向外发展，让这个群体之外的更多人来接受这个信仰体系并融入这个信仰群体，其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古兰经汉译本至今已经有二十多个版本，但中国穆斯林也同时把阿拉伯人和中亚人所建立的那个宗教学术体系也照搬了过来。这个学术体系的其中有些内容，是依附在伊斯兰躯体之上，却又和古兰经没有直接关联的，但往往会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信仰不可或缺的原则，比如喝水的时候能不能用嘴往里面吹气、女人能不能外出、能不能唱歌、能不能画画、能不能跟基督徒和非穆斯林说色兰、封斋的时候能不能输液、和女尸发生性关系坏不坏大净、撒尿是蹲着还是站着能不能朝向天房、进门是先进左脚还是右脚……等等等等侮辱人类智商的问题，都登堂入室，被当成了严肃的教法问题，被提高到信仰的高度。而穆斯林应该怎样与人为善、怎样履行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的责任、怎样观察和思考真主在天地间的迹象，则是一片空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悟毫无建树。而有些在古兰经里只有片言只语的问题，又被无限扩大，甚至构成了数门高深学问，如古兰经里仅仅只有一节经文提及的大小净：“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两肘，当摩头，当洗脚，洗至两踝。如果你们是不洁的，你们就当洗周身。如果你们害病或旅行，或从厕所来，或与妇女交接，而得不到水，你们就当趋向清洁的地面，而用一部分土摩脸和手。真主不欲使你们烦难，但他欲使你们清洁，并完成他所赐你们的恩典，以便你们感谢。”（5：6）这一段古兰经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眼就能看懂，却成了无数人毕生的研究项目，成篇累牍地反复论述，一代代圣训学家、教法学家、大大谢赫、大大大偶来蚂蚁、大大伊玛目穆夫提们，不惜为此编著成百、成千、上万本专著，浪费无数念经人的宝贵青春年华去前赴后继地反复学习钻研。在西宁的时候，金镖阿訇曾劝我去念经，说实话我也动心过，从进教的那天起，我的理想就是向更多的人介绍伊斯兰，这个理想（如果能算得上是“理想”的话）即使在坐牢的时候都没有动摇过。但是通过念经去掌握伊斯兰的时间成本太高了，养家糊口的压力太大，而念经和宣教又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还是想直接通过阅读古兰经汉译本来把握伊斯兰，从而宣传教门。金阿訇给我解释说，古兰经还是自己看原文的好，“别人嚼过的馍不香”。我知道凭自己的天资，阿语是学不到马坚的水平的，与其花几十年功夫学阿语，还不如直接享用马坚的劳动成果，等于节省了重复劳动的成本。如果宣教就必须掌握一门外语的话，基督教可能到今天还停留在巴勒斯坦，而不会铺展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我没有和金阿訇说这些，只是说要养家糊口，无法脱身。当然，后来到阿语学校教学后，我还是自学了一点阿拉伯语，能查一下词典。也就是那年年底，在南京龙潭监狱服刑的李天一刑满释放。他没把时间说准确，我去南京接他的前一天，他就已经出狱了，我联系不上他，就在当天坐上长途汽车去了苏北他家里。这是我 次去苏北，另一次是很多年后去看苗*林大哥。苏北人很淳朴，我到灌云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一打听说是畜牧场村还很远，我只好雇了一辆三轮农用车，开车的司机要了个高价，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一路打听着找到天一家里。第二天天还没亮，天一母亲就起来做饭了，菜很简单，但是实在好吃，尤其是那盆鲢鱼，做得那么好吃，我真的平生只吃过那一次。后来和天一说起，他说苏北女孩结婚的 个条件就是炒的一手好菜，炒不好菜的女孩子是嫁不出去的。天一家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鸡，我临走之前，他父亲给我煮了一脸盆鸡蛋，说这个东西带路上不会坏，能饱肚子。是天一的大哥送我到城里的汽车站的。他们一家给了我宾至如归的温情。后来我所接触到的苏北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有的品性，包括苗*林大哥一家，包括已经去世了的杨天水、翟永清，还有那个在义乌做生意的麦尔彦鲁海伟。我到家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天一从南京直接过来了。他当年在火车上和我分手后，就归信了伊斯兰，在龙潭监狱，为了争取吃清真餐，他还被送到严管队呆了好几个月，后来监狱允许他自己开小灶做菜，和他同一个中队的李姓回民原来吃的是大灶，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跟着他吃饭、礼拜、封斋。监狱领导一看情形不对，赶紧把天一分到别的中队。医院服刑，一直到刑期满了为止，一天刑都没减。到我家后，天一就天天帮我们干活，做一些小食品去赶集。十二我们租住的村子叫山头村，背靠着一座不高但很长的山，山上有一座教堂，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简易的小 瓦棚子，过不了几年就翻成了小瓦房，我在山头村住的那年，他们又翻修成了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堂，还建了两幢楼房做厨房和宿舍——他们隔三差五都有聚会活动，有时候是晚上，远来的基督徒就可以留宿在这里。他们盖教堂的速度的确很惊人，要不了十天半个月就好了，费用也低得惊人，几乎不请工人，都是教会成员自己动手，米和菜也是他们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很少去街上买。我闲下来的时候经常抱着女儿去山上走走，有时候就去教堂玩，和两个看教堂的老头聊天。我有一次说起在乔司监狱里认识的那个老戴，没想到他们都知道他的大名：“哦，你说的是慈溪的大戴、小戴两兄弟啊！”还真没想到老戴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还是个名人。这两个老头，一个是本村人，家就在菜市场边上，住的是低矮狭窄的石头瓦房，他是教会的负责人，还有一个是远村的孤寡老人，吃住都在教堂，算是在这里养老了。我时常会和他们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处得很好。他们的宣教经验很丰富，人人热心于教会事务，有哪个教会成员去世了，就会有几百个人去守夜听道，每有出殡，由教会成员吹号敲鼓浩浩荡荡送葬。同时他们对子女的信仰教育也抓到很紧，教会每到假期都会办学生夏令营。但是他们的学习方式很简单，就是读圣经，讲圣经，辅以唱歌和祷告。他们讲道的方式也很灵活，有的教堂有专门讲道的牧师，而地方教会则大多数是轮流讲道，并无专职牧师。这样做有两个好处：既不用供养专职宗教教职人员，省去一大笔费用，又把教会成员人人锻炼成了牧师和宣教员，坚定其信仰。相比较之下，穆斯林对古兰经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名义上，而事实上古兰经只用于字母上的诵读，以前重视的是教法经《伟嘎耶》，近年重视的是六大部圣训集。同样是在中国，没有读过圣经的基督徒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认真读过古兰经的穆斯林却凤毛麟角，包括念经的满拉和开学的阿訇、阿语学校的老师，古兰经通读过一遍以上的很难碰到。而不读古兰经的恶果非常明显：只要一个地方长期没有阿訇守着清真寺，只需一代人的时间，人们的宗教意识就荡然无存了。安徽、东北、福建、云南、贵州等地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就是前人开荒，后人抛荒，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年冬天，我还找到了临村的老杨。他父亲是安徽的回民，当兵行伍出身，后来在长街区公所当小公务员，娶妻生子，在隔壁一个叫娘娘宫的村子繁衍了一个小家族，有几十口人，除了老杨还有一点模糊的宗教意识，其他家族成员和别人一样。老杨的老婆热衷于烧香拜佛，他们的大女儿出嫁在十多里地外，是热心教会事务的基督徒，老杨不吃猪肉，但家里人爱吃，为此他几乎一辈子不痛快，在厂里打工的小女儿经常跟他说：“爸爸，只要你把烟酒戒了，我们也把猪肉戒了。”因为老杨戒不了烟酒，所以这猪肉也就没人戒了，每顿饭他都得看着眼前的那碗猪肉吃饭，其郁闷可想而知。我 次去他家的时候，还带了一份《穆斯林通讯》报，那时候的《穆斯林通讯》还是小马阿哥他们原班人马在办，质量很好，发行量很大。那一期报纸还用了两个版面发了《我与伊斯兰教的十年》，是《穆斯林通讯》编辑部对张再利的拜访报道。我告诉他，再利家就在飞机塘（永宁村）。老杨看了报道后很激动，和我说了很多，包括他们家的家史。十三老杨爱看书，他年幼的时候，家里还有好多伊斯兰书籍，宁波清真寺的阿訇每年都会走上两三百里路到他们家里来一次，那时候路难走，宁波到长街要翻山越岭走好几天，真不敢想象那时候阿訇宣教的艰难程度。同时，他还懂中医，看过好些医书，我去树村那会儿就开始胃痛，他让我喝生姜红枣汤。开斋节的时候，老杨在小女儿的陪同下去宁波过节，但是去晚了，没赶上会礼。我当时的那种生活状态，整天为生存疲于奔波，很难展开宣教。于是我在一份小报的招生广告版面找了个电脑培训学校，让天一去宁波学电脑。那时候电脑刚刚普及没几年，对大众来说是个新鲜事物，电脑的使用要经过好几个月的培训，不像现在连小孩子都打开就能用。天一在电脑培训学校认识了很多朋友，先后有八九个人通过他在清真寺进了教。我也为此而高兴，同时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宣教是需要平台的，需要软件配套设施，穆斯林在这方面则是一片空白。所以即使有人机缘巧合而进教，后续的宗教生活、宗教知识和信仰质量的提升也都没有保障，别说新穆斯林，就连传统穆斯林聚居区的水土流失也很严重。城市里的大多数清真寺，地理位置都非常好，闹市区，但清真寺除了主麻天和两个节日，平时也就寺里几个人礼拜，非常清静，清真寺作为宗教场所的很多社会功能都没有开发。清真寺的这种情形，和佛教寺庙的香火鼎盛、基督教堂的人头簇拥，形成鲜明对比。和其它宗教徒相比，穆斯林最在乎清真寺的水泥钢筋，佛教寺庙和教堂曾经被拆得几乎不剩，但没有人抵抗，*策一变，全国各地又到处都是雄伟壮观的寺庙教堂建筑；年前后，沿海地区对基督教堂的的行*整顿雷厉风行，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几乎都被卸下，很多教堂因为违章建筑而被拆除，但没有哪个基督徒为此而去拼命。但穆斯林不一样，穆斯林会为了保卫清真寺的水泥钢筋而披上裹尸布、抬着尸棺、挖了坟坑去誓死捍卫——从正面来理解，是穆斯林更有血性，从本质上讲，其实是因为穆斯林把宗教的生死存亡全都维系在清真寺的水泥钢筋建筑上了——穆斯林没有其他宗教那样高度发达的无形的软件配套设施，清真寺一拆掉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穆斯林比谁都更在乎清真寺的水泥钢筋。因为那是老回回的命根子。年底的时候天一打电话给我，说是《穆斯林通讯》编辑部的小马阿哥他们到宁波了，想和我见个面。我那天中午出发，傍晚到的宁波，在天一夫妇租住的小房间里，和小马阿哥和他的另一个同事一起在地毯上盘膝而坐，聊到天黑。那是我们 次见面，小马阿哥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儒雅、精干、办事能力很强。几年后小马阿哥在中穆网我的采访帖子下跟帖，写了他当年对我的观感：这哥们总是焦虑上火，一副身在巷闾心怀天下的样子。十四从文革结束到宗教*策全面收紧之前，期间有一个 十年的宗教*策宽松期。中国基督徒充分利用这 十年宝贵时间，从几百万人口迅速发展到万到一亿多，许多地方甚至达到村村有教堂。而中国穆斯林这期间信教人口并没有明显增长，但多数清真寺都得到了翻修，从马志信创办临夏中阿学校为开端，各地穆斯林聚居地都陆续尝试着依托清真寺开办阿拉伯语学校，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广河阿校、河南的圪垱店阿校、云南昭通毛货街阿校……等等，民间自办的报刊杂志，发行量比较大的有《开拓》、《穆斯林通讯》报、《高原》等，其中《高原》属于后起之秀，杂志创刊时间大约是在年前后，影响力比较大。《高原》杂志的编辑*保国跟我电话约稿的时候，我记得正是冬天，我的《和平与文明的呼唤》全书在《高原》上以《伊斯兰的精神》的题目全书连载，*保国把书作者的署名改用“艾罕默德”这样一个洋名——因为那时候由于我的另一本书《伊斯兰的光辉》的出版，我的名声已经被云南的马恩信老师批臭掉了，他和天津的李山牧老师们一起，敏锐地发现我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艾海麦迪耶在中国的代理人，几个人一起联合起来耗费巨资印发小册子大量散发，对远在东海岸边的我进行了合力围剿。也正是他们几个人不遗余力地介绍艾海麦迪耶历史和教义，我终于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教派在日夜阴谋消灭伊斯兰教，真是惊出一身冷汗。这年冬天过去，次年我们一家也到了宁波谋生，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小巷子里租了个小门面，卖水果和小食品，惨淡经营着，一直到夏天到来。那时我的小门面已经经营不下去了，以三千块钱的价钱转让给别人，转而在农村租了个房子，也没有买床，就买了张竹席打地铺。暑假临近，我接到西安打来的一个电话，邀请我去给大学生暑假培训班讲课，说是路费报销。于是我就坐上了西行的列车，经过两天一夜时间，夜间到达古城西安。十五许多年过去了，而我依然记得那年在西安火车站和烘炉老师见面的情形，依然记得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回民街街边的小矮凳上吃小羊肉串的情形。当时洪老师的“西安伊斯兰中心”，借用的是大学习巷一个未完工的楼房二层空屋，说是“中心”，其实只是几十人的一个妇女学习班，平时学的是阿拉伯语字母和字母拼读，周末洪老师讲一节宗教课。有一次洪老师带我出去吃饭，路上我问他：“这些老太太小媳妇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去中东生活，要通过阿拉伯语来学宗教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劳神费力地学这个阿拉伯语有用吗？何不直接学宗教呢？”洪老师无奈地说：“不教阿语的话没人来啊！”大学生暑假培训班的学员有十几个，其中有几个还是大学里的教师。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北京的马思臣大叔也来了，意外重逢，格外亲切。学员们就在二楼教室旁边两间屋子打地铺睡，男生一间，女生一间。三餐饭都是妇女学习班的阿姨们送来的，有时候就到街上饭店里吃。西安回民街的饭菜，其实味道没法和天津、北京的回民饭菜相比，大多数都是家常菜，但是回民街上做小吃的人很集中，有烟火气，给人感觉特别温馨、舒服。我特别喜欢吃回民街上的那种馍，里面夹着煮豆腐串，记得里面还有一个鸡蛋。上教法课的是河北来的常老师，她们一家三口都在，儿子那时还小，胖乎乎的很可爱，她丈夫是天津某个寺的阿訇，属于格迪目（老派），记得有一次有个三抬（萨勒菲）的乡老请大学生暑假培训班的全体师生去吃饭，洪老师悄悄地跟我说：“你看这大热天的，他们（三抬）让妇女蒙脸戴口罩，真让女人遭罪啊。”那一顿饭非常美味，但吃着吃着曹阿訇就向主人请教：封斋时间应该是初一还是初二、初三？弄得我们都一脸茫然。好多年后我才弄明白，原来格迪目和萨勒菲的封斋时间不一样，礼拜时抬手次数不一样，理念不一样，萨勒菲认为格迪目的这些都不对，要回归先知时代和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这“前三代”，因为根据圣训， 的就是这三代，三代之外一代不如一代——但事实上前三代也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圣人生活的时代，面对的是蒙昧的阿拉伯世界，即使是跟着他归信伊斯兰的人当中也有“穆那菲戈”（投机者），先知去世不久，阿拉伯半岛就有好几个部落叛变，后来又发生哈里发奥斯曼被叛乱者杀害的惨案，阿里当*时圣门弟子之间又先后发生驼轿战役和绥芬战役，几万人死于内战。我 天上课，在黑板上写板书，就发现后面学生们都在笑，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早上刷牙后把牙刷顺手插到裤兜里了。洪老师讲的是宗教比较。他的演讲能力非同一般，普通话很标准，气沉丹田，中气十足。尤其是周末晚上的信仰课，听课的人特别多，把二楼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有时候挤不下了，人们就在楼道上听课。一楼大厅里停满听课者的自行车。西安的夏天特别闷热，但人们照样从四面八方赶来，汗流浃背两个多小时，一直听到下课为止。白天上完课，晚上他还要做网站——他办的这个网站，名字先是叫“西安伊斯兰中心”，后来又改为“绿色中华”。绿色中华网的亮点有两个，一是有很多伊斯兰教电子书，另一个是经常会发布新穆斯林进教的信息，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这些进教的兄弟姐妹，多数是在伊斯兰中心听过洪老师讲课的，还有一些是学习班的妇女介绍过来的。我 次到西安之前，刚有一个在西安高校留学的日本姑娘进教。在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通过洪老师而进教的人，先后有一百多个。洪老师是河南开封人，祖辈是当地某清真寺的建寺人，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宗教意识已经基本没有了。他早年在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学习，还在西安小皮院阿语学校呆过，再后来又到巴基斯坦的毛杜迪学院的国际伊玛目培训班进修，回国后在杨陵当阿訇。他的阿语老师是史希同，阿语学得很扎实，所以在国际伊玛目培训班，他没有语言障碍，学到了很多东西，受到很大启发。但是洪老师的宣教成绩没有可复制性，他也没有从一百多个成功案例里总结出一套宣教理论，没有设计出可以让进教者进行细胞分裂、自我繁衍的一套传教模式。这是一个致命的缺憾。如果能够摸索出一套适合新穆斯林自我繁衍宣教的模式，一百多个人不断发展，可以带动多少新人进教？中国上千万穆斯林，那怕一人一辈子只带一个人进教，伊斯兰的信仰也可以普及到全国各地。同时，因为他早年在西安写作《中华穆斯林希望之路》一书，站在萨勒菲耶的角度，抨击中国穆斯林的许多传统观念和习俗，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为西安坊上阿訇所难容。这为他后来的宣教事业无端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二十世纪的穆斯林世界，正是萨勒菲耶和瓦哈比耶的国际影响如日中天的时候，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难免会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对这股风潮进行反思，需要思想上的沉淀，也需要刮*疗伤的勇气。（待续）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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