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15日，马丁?贝尔纳收到《黑色雅典娜》 卷中译本样书后，给笔者（也是译者之一）写信说：它“看起来棒极了……我尤为高兴的是，你把译本和《东方学》廿五周年纪念联系起来。能和爱德华?萨义德相关联，我总是感到自豪。”《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和《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贝尔纳（-）基本上是同龄人，在同样的年龄获颁名校博士学位，前者出生于耶路撒冷，后者出生于伦敦，却都长期执教于美国常青藤联盟大学（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萨义德在被诊断患有髓细胞性白血病后、接受化疗时撰写了回忆录《格格不入》（OutofPlace:AMemoir），贝尔纳在写作自传时也患有一种骨髓病。01年，在《黑色雅典娜》 卷出版四分之一世纪、《东方学》出版三分之一世纪之后，贝尔纳的自传《一生的地理》（GeographyofaLife）面世了。这本新书披露了两位大学问家交往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为笔者追溯二者的学术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作为学术界的大腕，萨义德和贝尔纳的共同特点是，都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界限，纵情驰骋于广阔的学术领域，立论鲜明，见解新颖，饱受争议（有人欢呼，有人诅咒，有人会意，有人曲解），影响深远，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和学术道路。两部代表作都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萨义德生前看到了《东方学》的三十六种译本，《黑色雅典娜》迄今也有东西方语言十几种译本。笔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贝尔纳曾留学北大，萨义德执教于哥大英文系，笔者与贝尔纳通信近十年，亦有缘亲聆萨义德教诲，因为这些关系，因为读了他们的著作感慨系之，特意形诸文字，与君共享。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却身为基督徒，生于富商家庭，接受了西式教育，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年以关于康拉德的研究论文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当代美国最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和巴勒斯坦在西方最为雄辩的代言人。年，萨义德和家人被迫从巴勒斯坦流亡，直至年才得以故地重游，再睹祖宅。“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是怎样的锥心之痛啊。贝尔纳出身名门，其父J.D.贝尔纳（-）系英国 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其外祖父A.H.加德纳爵士系 埃及学家，所著《埃及语语法》在出版后半个世纪一直是权威著作。贝尔纳在父母两边都有一些犹太血统，但开明、进步的父母从小给予他的是无神论教育，并鼓励他学汉语，为他延聘了历史学家骆惠敏做老师。贝尔纳与父亲的朋友萧乾和李约瑟的接触，更是增强了他对中国和中文的兴趣。（《一生的地理》中有关中国部分的中译文已先于原书出版，连载于台北《传记文学》01年6月至9月号，题为《我与中国：贝尔纳中国行纪》，杨光、郝田虎译。其留学北大一章尤为引人入胜。）年，贝尔纳结束在皇家空*的服役后，考入剑桥大学，正式开始学习中文；-60年，留学北大，进修汉语；-64年，负笈于伯克利和哈佛；6年，以《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获得剑桥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年加入康奈尔大学*府系，直至年荣休。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贝尔纳的学术兴趣从远东转向了近东，开始从事《黑色雅典娜》的研究项目。贝尔纳和萨义德的足迹都遍布全世界。可以说，他们的人生和学术轨迹都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来回往复，超脱凌越，以宏阔的视野和高明的识见开拓出知识的新天地。萨义德曾自命为东西文化的“两栖人”，贝尔纳又何尝不是两栖人呢？甚至可以说是多栖人。经过整整三十年的艰苦努力，贝尔纳在大西洋两岸发表了《黑色雅典娜》三卷煌煌巨著，总计页。这本书无情剥开了关于古希腊文明起源的“雅利安模式”的面具，揭露其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质，批判其系统忽视、否认和压制古已有之的“古代模式”的错误，并提议了“修正的古代模式”，主张地中海东部地区在古代的一体化，强调埃及和黎凡特地区在希腊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贝尔纳对雅利安模式内在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萨义德对英国、法国和美国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由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原因，系统地扭曲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化形象，即所谓“东方学”传统的批判，在学术理路和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难怪萨义德将《黑色雅典娜》积极推荐给哈佛大学出版社（虽然最终流产），在 卷出版后立即写信向贝尔纳索要该书，并于同年（）1月邀请贝尔纳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听众是他精选的一组文学批评家。贝尔纳说，这次演讲对精英文学圈认可接受他有所助益。而且，萨义德在不同场合，一再赞扬颇有影响的《黑色雅典娜》遵循了《东方学》的思路，是“一部纪念碑式的、开拓性的作品”（《黑色雅典娜》第二卷封底）。萨义德欣赏贝尔纳，提携贝尔纳，贝尔纳对此感之念之。贝尔纳尤为钦佩萨义德为巴勒斯坦辩护的英勇立场，萨义德知道这一点，但对贝尔纳不公开表态支持感到失望。萨义德逝世后，康奈尔大学举行了追思会，贝尔纳出席并发言赞成单一的世俗巴勒斯坦国。想来这是贝尔纳对萨义德的投桃报李吧，虽然来得迟了点。在《一生的地理》前言中，贝尔纳将自己的自传写作行为和萨义德先前的类似行为直接并列起来，惺惺相惜之意跃然纸上。贝尔纳的母亲和显赫的外祖父都在八十多岁时写了回忆录，贝尔纳的确步了家庭先辈的后尘，但他心目中的榜样还是勇敢、正直、不屈的萨义德。甚至《一生的地理》的书名也可以看出萨义德的痕迹，因为后者在《格格不入》的前言讲，“地理”是他早年记忆的核心。借用萨义德的术语来说，GeographyofaLife和OutofPlace:AMemoir恰好形成对位关系，相异而又和谐。作为地理上和精神上的流亡者，萨义德掩藏不住他的愤懑之情和无限怅惘；贝尔纳作为生长于西方主流社会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有许多不满的时候，但多了一份从容。显然，萨义德和贝尔纳通过文本解读和学术史梳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清算都受到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影响。《东方学》多次引述福柯，尽管萨义德当时并不认识福柯；贝尔纳和福柯早在七十年代初结识，但《黑色雅典娜》没有直接引用福柯。《东方学》的基本方法是福柯式的，即把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进行剖析，发掘出知识背后的权力阴影。“文本必须作为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并以我所称的各种现世的方式来加以阅读，”晚年的萨义德自信而睿智地宣布（《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年第二版，年版序言）。虽然萨义德在访谈中一再澄清他和福柯的区别，但他承认福柯对他启发 的就是方法，福柯和乔姆斯基都有一种“对于知识的策略感”（《权力、*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三联年版，页）。贝尔纳从知识社会学或知识*治学角度对-年间欧洲古代学（古典学）兴起的分析，从大的方面说，也是话语-权力的理路，尽管《黑色雅典娜》并未引用福柯。据《一生的地理》披露，七十年代早期（应该就在贝尔纳开始从事“黑色雅典娜”研究前不久），贝尔纳在康奈尔的特柳赖德会所与福柯结识，福柯在绮色佳想做三件事情：吸大麻，看色情片，吃麦当劳。这些趣事之外，贝尔纳在福柯房间聊天时，哲学家一边享用大麻一边兴致勃勃地说，贝尔纳发现了他的秘密：他是个毛主义者。能发现福柯秘密的人肯定对他有非同寻常的理解；更何况，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早已被学界消化吸收了，成为无形无色而无处不在的空气。萨义德和贝尔纳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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