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危机PK“痞子运动”
——从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说起
作者：石城吴
数日前，时寒冰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当下所面临的 危机是人性危机》的博文，可谓一矢中的，获得广泛的认同。
自从出现大学生马加爵杀同学的大案，引起社会极大的震惊后，大学校园内杀人案件一茬接一茬就没有断过。现在“与时俱进”到高中生也干起了杀人的勾当。更可怕的是，出现了夫杀妻，妻杀夫；父杀子，子杀父等既践踏法律，又灭绝人伦，百年难遇的恶性案件时，众多民众的心灵没有受到丝毫撞击，而只是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红鼻子老拱一样成为一个冷漠的看客。每当出现 事件时，围观的人群起哄地高喊“快跳呀！快跳呀！”。这些人完完全全地丧失了做人的道德底线。但可怕的是这些人已经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撮”了。至于官场出现的的副局长杀局长，局长杀副局长的丑闻，则成了世界各国*坛罕见的奇葩。
两年多前被查处的郑州皇家一号，现在终于画上一个句号。但令人震惊的是竟有名公安干警违法违纪成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带“长”字的角儿。在一个个案中涉及这么多的民警“下水”，估计不仅创了67年来警匪一家的历史记录，说不定可以荣登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宝座。
在日常生活中吃不上 的普通百姓，侥幸没有吃到地沟油、*大米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你躲不过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总有不是这种就是那种*食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你的餐桌，使你防不胜防。那些*食品的生产者自己是不吃自己生产的粮食、蔬菜和各种食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变成“己所不欲必施于人”。
上述这些令人痛心和愤慨的人性灭绝的勾当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新常态”。
时寒冰先生引用一位德国记者的话：“一个敢卖给自己同胞有*食品的民族，一个不惜以残害自己同胞来追逐金钱的民族，一个不懂得爱自己同胞的国家，底线在哪里？什么事不敢做？你难道不觉得这很可怕吗？”此话既使人羞愧，更使人震惊。
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只要处置得当，因势利导，用上若干年就能化解。饿死数千万人的“大跃进”，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过数年就基本化解。然而人性危机的化解就不是十年、八年，甚至三五十年所能奏效的，而是需要花费几代人的功夫，需要至少五六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社会才能回归到一个法制、理性、和谐的正常状态。
如果爷爷、父亲是贪官污吏、搞刑讯逼供的恶警，或是吮痈舔痔出卖灵*的御用文人，剽窃成名的“专家、学者”，靠行贿和炮制豆腐渣工程发家的开发商，专门制假贩假的老板，与黑社会勾结进行暴力拆迁的城管，生产*食品的种植大户……，那么他们的子孙就很难成为一个守法纪、讲道德、重情操的好公民。这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是不相干的两回事。好的家教、家风、家训的代际传承和家庭潜移默化的熏陶对一个人成长所起的巨大作用，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反之亦然。
对于中国当下所面临的这个 的，也是最可怕的人性危机，如果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用不了多久，中华民族必将沦落为世界的劣等民族，将为全世界人民所鄙视和不齿。
毛泽东年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毛泽东说这段话距今正好60年。我们在哪些方面超过了美国呢？恐怕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邓三”、“科发观”、“中国梦”等超过了老美，其它还真想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老美不搞这些东东，二者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呀。
虽然“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但不用担心会有人（包括联合国）会开除中国人的“球籍”。不过若是可怕的人性危机不化解，待到中华民族真的有一天沦落为世界劣等民族时，即使“球籍”没有被“开除”，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每逢重大集会，全体与会者都要正经八百地慷慨高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从高官贵胄到升斗小民，有几个人真正意识到当今社会人性的灭绝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文宣部门用“道德模范”、“中国最美×××”、“感动中国”……，营造出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盛世”图景，把当今严重的人性危机来了个“全覆盖”。
要逐步化解当前严重的人性危机，首先是要敢于面对现实，要敢于承认当前社会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人性危机。其次是找出产生这个痼疾的历史根源。然后对症下药，才能把病治好，逐步康复。
产生严重的人性危机，有人把它归罪于文革的十年动乱；有人认为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从而人心不古、见利忘义、欲壑难填、无恶不作。
其实这都是管中窥豹，既没有看到事物的全貌，又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当今严重的人性危机，其产生的根源，必须从它的前世今生说起。
毛泽东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被他百般赞扬为“好得很”的“痞子运动”，就是现代大范围内人性危机的开端。
“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这都还是轻的，若是给你戴上“恶霸”的帽子，老命还能保？。
当年的农民运动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并且成为以后执**搞所有*治运动的理念和思维惯性：
一是所有的行动都打着“革命”的旗号，而进行“革命行动”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就是在这种鼓噪下出现的。
二是一个行动是不是“革命”，由“我”说了算。那时不是一句口号叫“一切权力归农会”吗?也就是说，农会说你“革命”就是“革命”；农会说你“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
在“痞子运动”中形成的这种理念和思维惯性，从年的土改（包括更早开始的老解放区的土改），到以后的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治运动，一直在贯彻始终。那时，在*治运动中的指导思想是有罪推定。在把你已经基本定性为“三反分子”、“五*俱全”、“地富反坏右”、“四不清干部”时，为了把案件办成“铁案”，那些不那么“雅致”,不那么“文质彬彬”,不那么“温良恭俭让”的方法和手段都会用上。土改斗地主时，武斗是家常便饭。武斗中的积极分子往往被看做阶级立场“最坚定”的；阶级感情“最鲜明”的。这些在运动中经受了“考验”的人，在运动后不仅很快会入*，而且会提干或升官。其实这种人与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兴旺是“哥两好”。中国农村中延续了几千年理性的、文明的乡绅文化和贵族精神在土改中丧失殆尽，而痞子“文化”、流氓“文化”则成了主流和常态。
文化革命时，无论城乡，这种以“痞子运动”为基础的流氓“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论学校、工厂、机关……以及街道等公共场所，到处贴满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砸烂×××的狗头！”、“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大幅标语。在高音喇叭不停地在播放着“造反有理”的语录歌声中，无辜的教师、干部等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打手们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不成人形。有的则被当成打死。在“破四旧”和抄家时，在毁坏大量珍贵文物的同时，抄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把私人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据为己有。
而所有这些“革命行动”都是秉承着上述当年农民运动的行为理念和思维惯性：所有行动无不打着“革命”的旗号，而革命行动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革命还是反革命，“我”说了算。
所以说文化革命是当年“痞子运动”的“升级版”或“高级版”。文革造成的人的良知和人性的泯灭，比起当年的“痞子运动”，更加剧烈和残忍。
然而，文革只是在《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 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50个字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无异“罚酒三杯”。在文革过去的40年内，文革的主要责任者、积极参与者，都没有受到触及灵*的批判。那些名为“造反”，实乃打家劫舍，致人伤残和死亡的刽子手，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
这些逃避了应有批判和惩处的文革中的残渣余孽，蛰伏了下来，用他们在历次*治运动，尤其是在文革中在头脑中树立起的丛林法则作为行动的圭臬，把“革命”的旗号，改头换面为“改革开放”，肆无忌惮地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贪污受贿，制假贩假，暴力执法……，反正不捞白不捞；不骗白不骗；不贪白不贪。别人都捞、骗、贪，自己若是洁身自好，就“吃亏”了。
总之，摆在13亿中国人面前的极其严重的人性危机，其源头是70年前湖南农民运动中被伟大 百般赞扬为“好得很”的“痞子运动”。这个运动害了我们70年。如果现在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亡羊补牢还有救。否则，我们的子孙后代距离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的日子，也没有多远了。
本文引自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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