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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以色列领导人在占领东耶路撒冷后聚集在阿克萨清真寺岩石穹顶前?GettyImages
5月初，从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街区内六户巴勒斯坦人被犹太定居殖民者驱赶出家门开始，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再次上演。5月21日，本轮交火暂告一段落，上百名平民伤亡，其中多数为孩子。
也许有人会纳闷，古典音乐跟巴以冲突能扯上什么关系。一个不那么人尽皆知的事实是，20世纪拥有话语权的音乐家中，犹太人——尤其是中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占有颇大的比重。因为二战大屠杀的历史，在战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治正确，反对这一主张的人则会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跟反犹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然而这都无法改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殖民的事实，傅聪就曾因此拒绝在以色列演出，后果则是被曾经音乐圈中的犹太人好友排斥，音乐表演事业受到影响。
就巴以冲突这一持续性的历史事件，音乐界没有谁比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Barenboim）更有发言权了。他年出生在阿根廷的犹太人家庭，在外祖母——一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下，巴伦博伊姆一家在50年代回到了“应许之地”以色列。在见证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性欺压后，他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怀疑。后来的故事就见诸各大媒体的报道了，巴伦博伊姆成为 同时拥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护照的人，犹太人巴伦博伊姆和巴勒斯坦人萨义德（EdwardSaid）创立西东合集管弦乐团（West-EasternDivanOrchestra），乐团成员为年轻的阿拉伯和以色列音乐家。同时，他还拥有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护照，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的世界公民。
在本轮巴以冲突暂缓的当下，我们翻译两篇来自巴伦博伊姆个人官方网站的随笔，分别发布于年5月10日（纪念以色列建国60周年）和年6月10日（纪念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50周年），看巴伦博伊姆如何以一个智者的角色为以色列-巴勒斯坦想象一个可行的未来。今天推送 篇，这篇虽然发表于十多年前，许多观点到现在看也不过时。
/05/10
60周年：巴伦博伊姆谈以色列
60Years:DanielBarenboimonIsrael
杜普雷和巴伦博伊姆在年于耶路撒冷举行婚礼
我在柏林国立歌剧院更衣室的墙上挂了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会让我想起从耶路撒冷住处的窗户向外望时看到的景象。照片有点褪色了，相纸也掉落了一些碎屑，但依然无碍辨识那些景象。耶路撒冷老城、岩石穹顶和它闪亮的冲天炉、古老的城墙、大门等。有时在演出前，我在房间里看着这些照片，想着耶路撒冷，以色列，那是我的家乡。在年前，这个房间据说是东德史塔西（国家安全机构）的临时避难所，如果我碰巧是个感性的人的话，那身处这样一个房间定会让我变得无情，不过我不是一个感性的人。中东局势对我来说太个人化了，我不能为此感伤。
我在年拥有了以色列护照，从15岁（年）开始以音乐家身份世界旅行。我在伦敦和巴黎生活过，后来又长期往返于芝加哥和柏林。在取得以色列护照前，我已经有了阿根廷护照，后来又有了西班牙护照。年，我成为世界上 一个可以在以色列过境时出示巴勒斯坦护照的犹太人。这么说吧，我就是一个唯有务实的两国方案（或者更好的是——一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的三国联邦，虽然听上去很荒谬）才能给这片土地带来和平的活生生的例子。我对那些斥责我天真，说我只是一个艺术家的人的回应是：我不是*治人物，虽然我小时候曾与本-古里安（DavidBen-Gurion）和希蒙·佩雷斯（ShimonPeres）握过手，但我关心的一直都不是*治，而是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自己——尤其是作为一名艺术家——有资格分析这种情况。
年，巴伦博伊姆首次公开演出
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在年的大屠杀中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俄罗斯犹太人。但很不幸，我从没向父母过问家族的历史。因为一方面，小时候的我全神贯注在自己身上，另一方面，我觉得处于 的变化状态中也是“正常的”。然而，我外祖父母的故事是很特别的。当他们经过漫长的旅途终于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时（外祖父16岁，外祖母14岁），却被告知只有家庭才可以下船，给非家庭的配额已经用完。两人当时都是孤身一人，于是外祖父牵起外祖母的手说，“我们结婚吧！”然后他们就结婚了。下船后，两人各走各的，但两三年后，他们又偶遇了。随后就是相爱并共度余生。
外祖母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年时她就带着三个女儿——包括当时我17岁的妈妈——去了巴勒斯坦，看看能否在那儿生活。但另一方面，我父亲的家人已经完全同化了。“圣地”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至少在他们发现我有音乐天才之前是这样的。突然我父母就意识到，我作为一个未来的艺术家，应该在身为多数人的环境中长大，而不是伴随犹太人大离散成长在某地的少数群体中。“常态”作为我智识发展基本元素的信念点燃了我外祖母的犹太复国主义——巴伦博伊姆家族决心移民到以色列。
巴伦博伊姆参加伊戈尔·马科维茨奇的大师班
漫长旅途的 站是萨尔茨堡，我在那参加了指挥家伊戈尔·马科维茨奇（IgorMarkewitsch）夏季大师班的 一场音乐会。在蒙得维的亚、里约、圣保罗、累西腓、太阳岛、马德里等中转站后，我们终于坐上了罗马开往萨尔茨堡的火车，旅途全程耗时52小时。9岁的我只会讲西班牙语和一点从外祖母那里学到的意第绪语。这问题不大，因为我们并不打算留在奥地利。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并没意识到犹太人问题，但在萨尔茨堡我注意到了。一些犹太朋友带我去巴德加施泰因参观瀑布，并告诉我，在纳粹的时代，犹太人会被直接扔进去。在这里我 次对犹太人的命运感到困惑，父母告诉我的大屠杀的故事也让我很不安，尽管我当时还无法完全理解。
年12月我们到达了以色列。当时是冬天，学年早就开始了，我不得不学习新的字母和新的语言。这当然很难，但因为我是个单纯又外向的小孩，我适应地很快，这就是我在以色列美好而激烈生活的开始。一切都在变革和进步的边缘。试想一下，我竟然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上，学会了踢足球。后来我参加了一个青年运动，我还记得我们十分瞧不起留胡子的青年男人和画口红的女生，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肤浅，与本质毫无关联。
我的家庭并不富有，一开始我们得到了一个巴西叔叔的帮助。他的女儿是巴西驻斯洛文尼亚的大使——至少有一个巴伦博伊姆家人有所成就…关于我们的姓氏，在犹太-以色列的自信精神影响下，我的家人被鼓动将姓氏改为希伯来语。本-古里安，这个来自波兰城市普翁斯克的我曾经十分敬仰的*治家和远见者最初名为大卫·格伦（DavidGrün）。他觉得我不可能以巴伦博伊姆（Birnbaum的意第绪语，意为梨树）这个名字出名，并尝试说服我父母。在他看来，阿加西（Agassi）——“梨”的希伯来语——好很多。别人可能会误以为我是意大利人。但是，巴伦博伊姆家族没人对这个想法充满热情。
希蒙·佩雷斯和巴伦博伊姆
严格来说，我在以色列度过的时间并不长，主要是从年至年，以及年至60年代初期。当我不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在苏黎世、阿姆斯特丹或伯恩茅斯进行巡回演出。年冬天，我前往巴黎向以严苛 的娜迪亚·布朗热（NadiaBoulanger）学习对位法和作曲，历时一年半。她告诉我，理想的音乐家应该用心去思考，用智力去感受。父母在我所有旅途中都陪伴着我，认为我有必要拥有最“正常”的家庭生活。
战后的50年代欧洲伤痕累累，作为穿梭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旅行者，我发现欧洲和以色列之间的反差尤其鲜明。以色列当时是可以想象的最社会化的，理想主义的国家。幸运的是，以色列和我们同时是年轻的。没有人有“为国家工作”的感觉，因为根本不存在。国家在我们眼前逐步发展，我们的理想主义、日常承诺和工作对它进行反哺。作为犹太人在以色列生活意味着不再像散居犹太人那样只追求所谓的自由职业（艺术家、律师、医生、银行家），我们还可以成为农民、警察、士兵或者罪犯。国与家、家与国融为一体。
以色列左翼工人*执*至年，这一事实经常被人们遗忘。在朝29年之久。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年“独立战争”之后，传统主义者没有机会了，因为战争已经赢了。虔诚的犹太人仍在等待弥赛亚，剩下的只有社会主义者了。直到年的六日战争之后，风向才改变。“基层-以色列”（grassroots-Israel）的想法不再奏效，突然之间有了巴勒斯坦的廉价劳动力，不久后 批以色列的百万富翁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平衡，“以色列”的理念不再稳固。
我在欧洲文化和价值观影响下成长于以色列，我高中的校长是一位艺术史学家，她是那种你可能会在柏林达勒姆遇到的那种女人。这非常适合我，因为在我叛逆的青春期，我不想与阿根廷、西班牙语或犹太人大流散有任何关系。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历史。重要的是以色列的现在和未来。在19或20岁的时候，我被要求在阿根廷*队服兵役。我推迟了两次兵役，最终以以色列公民的身份得以豁免。结果就是，我可以带着阿根廷护照去所有地方，除了以色列，以及我可以带着以色列护照去所有地方，除了阿根廷。
年，祖宾·梅塔和巴伦博伊姆在特拉维夫
年我在伦敦遇到了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JacquelineduPré），我们立刻被对方的音乐和个人魅力吸引，两三个月后，我们就决定要结婚。未经我的影响，杰奎琳就决定改信犹太教。想要孩子的想法在她的决定中起了很大作用，除此之外她也认识许多知名犹太音乐家。她的选择对自己的演出生涯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曾有人说她加入了“犹太人音乐黑手*”。年的6月，六日战争之后不久，我们在耶路撒冷结婚。本-古里安，这个不太看重音乐的人，也出席了我们的婚礼。杰奎琳作为一个非犹太英国女孩可以如此强烈地认同他的国家，本-古里安表示印象十分深刻。5月31日，战争似乎不可避免，我们搭乘 一班客机之一飞往以色列。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举办音乐会。6月5日， 一场发生在特拉维夫和埃及边境之间的小镇贝尔谢巴。当我们结束音乐会开车回家时， 批坦克朝我们驶来。
年战后，以色列倒向美国，虽然这不一定对以色列有利。传统主义者说：“我们不会放弃新占领的领土。”虔诚的犹太人说：“这些不是被占领的，而是被解放的圣经的领土。”这样一来，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就被终结了。从那以后，中东冲突就被世界*治所支配。数十年来，我们持续看到关于暴力爆炸的头条新闻，战争和恐怖主义袭击轮番上演。这加深了人们心中对中东局势的印象。如今，在伊拉克和伊朗的时代，人们基本不知道关于两地的其他信息，这变得更糟了。许多以色列人梦想着当他们醒来时，巴勒斯坦人会消失，而巴勒斯坦人则梦想着当他们醒来时，以色列人会消失。双方都无法将梦想与现实区分开，这是问题的心理学核心。
年9月24日，一辆战斗中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坦克
??AFP/EastNews
从60年代开始，在以色列，我不再感到自在。当然以色列是我的家乡，我的父母曾经在那里生活，也葬在耶路撒冷。年、年、年，当以色列爆发战争时，我都会在那里演奏。音乐是我的语言，我的“武器”。然而，在年黑色九月（约旦内战）后，果尔达·梅厄（GoldaMeir，时任以色列总理）却说，“你们在说什么巴勒斯坦人，我们才是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人！”那一刻我受到了震撼，没错，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当然，犹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也有权拥有这个国家。因为大屠杀以及二战中欧洲的罪行，年后这个需求变得更加强烈。很容易被人遗忘的是，当时还有一股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像马丁·布伯（MartinBuber）这样的人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合法的犹太国家还必须同时被原有的居民和非犹太人接受。然而在另一方，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并没有关心这一点。乃至到今天，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仍然是基于一个谎言之上，那就是犹太人定居殖民的这块土地原本是空无一人的。
今天，许多以色列人都不了解成为巴勒斯坦人会有什么必然的感受。例如，在纳布卢斯（Nablus，约旦河西岸城市，归巴勒斯坦管辖）——一个居住着十八万人的“监狱”——的生活是怎样的。那没有餐厅，没有咖啡馆，没有电影院。在纳布卢斯，犹太人为人称道的智慧去哪里了？正义和爱就更不用提了。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培养人们对加沙地区的恨？靠*事行动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两族人民为同一块土地而动手，不管以色列变得多强大，不安和恐惧会一直伴随犹太人。巴以冲突正在吞噬犹太人的灵*，当然这也是被允许的。我们想要一块从未属于过犹太人的土地并在其上定居。巴勒斯坦人视此为帝国主义的挑衅，没错，正是这样。他们的抵抗完全可以理解，不是指他们采取的方式，也不是指非人道的暴力，而是指他们有权说“不”。
纳布卢斯一位女学生在上学路上路过以色列*方的坦克
?JenniferMidberry
我们以色列人必须最终找到不对这种暴力作出反击的勇气，以及守护我们历史的勇气。在大屠杀之后，巴勒斯坦人不会寄希望于我们犹太人会关心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民族，那是因为我们需要生存。现在我们已经生存下来了，我们双方必须同时向前看，然而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以色列总理还没出生。从本质上讲，比起年联合国投票决议拆分巴勒斯坦时的局势，现在并没什么进步。可能更坏的是，在年，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个双民族国家的可行性。60年后，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今天，以色列人说起两国方案时会用“分手”、“离婚”等字眼。简直是滑稽，只有当双方曾经爱过对方时，才可以用“离婚”吧…
这个处境令我很煎熬，我做的一切可能都跟这份煎熬有关。不管是在以色列指挥瓦格纳（我不可能是 个这么做的人），还是在以色列议会中引用以色列宪法，不管是与作家爱德华·萨义德创立西东合集管弦乐团，还是在柏林建立音乐幼儿园，或者——就像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一样——为两族人民演奏。其中一些事情被媒体夸大了，但我还是照常这么做。因为每天见证我们犹太人犯下多少不公，以及我们如何威胁以色列的存在，这让我抓狂。可能听上去有点愤世嫉俗，我很开心自己出生在年而不是年，因为我大概率看不到以色列不再存在的那天，就像我也大概率看不到古典音乐在我们的思维和感觉中不再发挥作用的那天。
我已经好多年没在以色列生活了，我也能意识到我自己的视角其实是局外人视角。有时候人们问我，“什么是犹太人？”我的回答如下：在年的柏林感受到反犹主义体验的犹太人跟在年的柏林感受到反犹主义体验的犹太人是不一样的。年的犹太人会感受到威胁，而现在的犹太人会想起自己的土地，也就是以色列。今天我会说，“要么你学着跟我们相处，你这个反犹主义者，要么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就这样。”这种差别是存在主义式的。在中东问题上，我是短期的消极主义者，长期的积极主义者。要么我们找到共处的方式，要么我们互相残杀。然而给我希望的是什么？是音乐。因为，在贝多芬的交响曲之前，在莫扎特的《唐璜》之前，在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前，所有人生而平等。
巴伦博伊姆讲述，由克里斯汀·林克-马特维（ChristineLemke-Matwey）汇编，年5月10日首登于柏林《每日镜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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