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加速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变动与调整。后疫情时代，东亚国际秩序将迎来地区主义、多边合作的共同体发展新机遇。疫情强化了欧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而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国际法体系则需要进一步对自身进行完善与发展，以成为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为深入剖析疫情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编辑部特邀请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府管理学院及复旦大学法学院相关领域的学者，分别从后疫情时代东亚及欧洲国际秩序、中国面临的"地缘法律"新形势、疫情对国际法体系的影响以及古代欧洲瘟疫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展开分析，以期推动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
姚远，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蔡从燕，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光锐，南京大学*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诗夏、常娜，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新冠疫情国际秩序变革东亚秩序欧洲秩序地缘法律国际法体系欧洲瘟疫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研究"（编号∶20JZDO60）、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年第二期
后疫情时代的东亚秩序
姚远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产生叠加效应，加速了国际秩序的重构。与全球治理的失序相比，中日韩与东盟各国在疫情期间"抱团取暖"，疫情联防联控的国际合作迅速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功缔结，东亚朝向务实合作的方向积极发展。新冠疫情对东亚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东亚在公共卫生治理、经济复苏、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将对构建新的地区主义的东亚秩序发挥推动作用。
一、新冠疫情与东亚合作的前景
早在年，约瑟夫·奈就指出地区主义（regionalism）可谓民族国家和不愿意成为一体的世界之间的中间站（ahalfwayhouse）。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进程推动了解决区域问题的新地区主义的蓬勃发展。区域或次区域组织连接各民族国家，发挥出一定的全球治理功能，以欧盟、东盟和中日韩、南共体（SADC）等区域为单位的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同传统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治理体系并存。人们早已意识到，地区主义之下的一体化进程符合东亚各国利益，在经济、环境、安全等领域都可以带来切实的收益。早在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主张由东盟同中日韩进行经济合作。年第八届"10+3"领导人会议宣布将"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
但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面对领土领海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等因素，尤其受到美国维护亚太/印太区域霸权的影响，能否构建地区主义的东亚秩序，人们对此一直并不太乐观。在中国学术界，有学者在年指出，东亚地区距离"东亚合作"呼吁的"东亚共同体"目标不是近了，而是远了;有观点认为，年以来美国重返东亚导致地区变局，东亚秩序处于变动之中，东亚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起真正能够体现各主要国家意愿的地区秩序;还有学者判断，东亚已经出现中美两极格局的现实，东亚秩序的未来将直接取决于中美在此问题上的战略互动。
然而，疫情改变了人们对东亚秩序的预期，东亚合作产生积极变化，值得
转载请注明：http://www.balesitana.com/btqz/6795.html
当前位置： 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签证 > 新冠疫情与国际秩序变革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