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签证 > 犹太与以色列互信理论视阈下以色列与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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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年第5期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运用互信理论阐释以色列和哈马斯在面对共同威胁时达成的有限合作，进而推导暂时性合作对塑造互信从而消除彼此间持续性冲突的可能性。年新型冠状病*性肺炎疫情迫使各国*府在面临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实施防疫隔离措施，同时在疫情共同威胁下也寻求多形式的抗疫合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宣布放弃冲突并寻求合作，然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却在合作态度上存在波动。疫情初期，哈马斯拒绝与以色列合作抗疫，双方间的*事冲突也没有停歇。随着疫情的加剧，哈马斯陆续释放与以色列开展抗疫合作的信号，以色列继而修改了合作条件，彼此间达成了合作的 阶段计划。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合作非常罕见，双方抗疫合作能否拓展到其他领域，进而达成促进区域和平之目的，仍有待观察。
关键词
抗疫合作；互信理论；以色列；哈马斯；*事冲突
作者简介
章远，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正文
巴勒斯坦警察在守卫加沙的街道（图片来源：KhalilHamra/AssociatedPress）
年的新型冠状病*性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对世界*治的影响深远。截至年7月28日，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万例，其中累计死亡超过65万例。新冠肺炎疫情既考验着世界各地卫生机构的运转能力与各国防疫措施，也塑造着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在中东地区，截至年7月28日，以色列境内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61,人，其中累计死亡人。巴勒斯坦累计共确诊13,人，其中死亡80人。面对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威胁，以色列*府与巴勒斯坦*府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寻求放弃冲突转而选择合作来共同遏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但同一时期，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拒绝了以色列方面提出的抗疫合作，并将新冠肺炎疫情在加沙的传播归结于以色列的长期封锁。双方的*事冲突仍时有发生。然而，随着疫情的恶化，加沙地带医疗基础设施薄弱、医疗物资极度缺乏等问题愈加凸显，由此哈马斯逐渐改变态度，释放愿与以色列进行合作的信号。在以色列修改合作条件后，双方之间达成了 阶段的合作方案。
解释国际合作的互信理论首先强调信任是促成国际行为体合作的基础。只有先建立信任，才能达成合作；没有信任，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和平。互信理论的第二个理论重心是在认可信任重要性的基础上，强调信任的达成来源于反复互动，且不否认引入第三方参与互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互信理论的第三个理论重心是解读“信号”，强调误判和歪曲对方释放的合作信号（哪怕是微弱的），会破坏信任的达成。
认同互信理论的研究将造成巴以关系困境的缘由部分归结为以色列领导人没有主动防止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导致以色列高估自身所面临的危险，从而妨碍了和平协议的达成。在互信理论的支持者看来，语言的不同是巴以很难互动的原因，它阻碍了互信的建立。在信号解读层面，研究者将巴以之间无法达成互信归咎于暴力循环导致对方的行为和意图易被解读为威胁，并因长期的厌恶感而恶化彼此的不信任。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所释放的合作信号均具有模糊性和间歇性的特点，对于彼此的合作能否持续和拓展仍有待观察。鉴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具体合作比较罕见，本文旨在通过互信理论来解释在共同威胁之下有限合作达成的原因，并尝试推导暂时的合作是否有助于消除旧有的冲突，甚至促进区域和平。
一、以色列和哈马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的策略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长期互不信任，双方各自的*治和安全利益取向区别较大甚至直接对立，在互动交往中普遍很难达成有效合作。新冠肺炎疫情给双方带来共同新威胁的同时，也提供了二者建立*治和*事安全以外信任关系的历史机遇。客观上看，以色列和控制加沙的哈马斯在卫生设施基础条件与防疫能力方面差异较大，但双方仍旧根据自身*治特点，出台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
（一）以色列的防疫措施
以色列首次出现疫情是年2月21日。2月底，来自以色列的专家一度乐观地宣布将在口服疫苗研发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称一旦疫苗科研取得成果将会尽快获得审批。然而截至7月，全球新冠疫苗研发尚未进入上市阶段。3月中旬后以色列确诊人数快速增加，相应的防疫控制措施逐步升级。为控制疫情蔓延，以色列动用反恐侦查手段，使用电子设备和技术手段追寻实时个人位置以追踪可能感染人群的活动轨迹。以色列*府于3月18日晚封闭进出以色列通道，以色列所有航空公司停飞全部国际航班。*府要求公民尽量减少外出，或在外出时佩戴口罩，以阻止病*的传播。10人以上的集会被禁止，餐馆、咖啡店和学校被要求关闭。尽管*府允许商店、市场等提供必须生活用品的营业场所继续营业，但顾客之间必须保持两米以上间距。4月，以色列度过了全境封锁的逾越节。逾越节期间，以色列民众被要求待在家中，不得参加聚会。为了鼓舞和稳定民心也为延长个人*治生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解释逾越节封锁禁令时强调，在疫苗制造出来之前无法阻止病*的扩散，为此，他将继续负责任地管理一切事务，以保护人们的生命。原本进入5月后，随着以色列确诊病例增加速度放缓，*府开始逐步放松防控。但6月开始，以色列的疫情持续反弹，内塔尼亚胡*府不得不在7月17日宣布一系列新的限制措施，除了没有实施全境封锁，严格程度基本接近4月的防控措施。
（二）加沙地带的防疫举措
与以色列相比，巴勒斯坦尤其是哈马斯所控制的加沙地带面临更为严峻的疫情考验，其防疫水平和卫生机构运营情况都堪忧。年3月22日，巴勒斯坦地区首次出现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据巴勒斯坦卫生部证实，两名患者系从巴基斯坦拉合尔返回加沙后确诊感染。3月30日，哈马斯宣布采取相关防疫措施。加沙关闭了治下所有餐馆、咖啡馆、市场等场所，停办婚礼等聚众活动，中止公开宗教活动。尽管没有完全关闭清真寺，但哈马斯当局呼吁信徒在家里祈祷。
相较于以色列完善的医疗卫生系统，整个加沙地带的状况却不容乐观。首先，受制于以色列长期封锁所带来的贫困，拥有万人口的加沙地带总共只有96台医用呼吸机。同时，由于以色列出于防疫需要而关闭边界，禁止不必要的车辆、人员流动后，哈马斯所控的加沙*府只能寻求外界人道主义援助。其次，加沙的医疗设施极为不足，医疗水平极其落后。加沙地带现有30家医院和诊所能为每千人提供1.3张床位，而以色列则可为每千人提供3.3张床位，能提供的床位是前者的2倍多。再次，加沙的供水量极度不足，严重缺水将加剧疫情。加沙地带90%的饮用水都是受过污染的水源，其洁净程度无法满足人类饮用的需求。当以色列*府号召其民众每日进行多次洗手以防止细菌传播之时，加沙连基本生活用水都十分短缺，这增加了防疫难度。 ，历次巴以冲突所导致的难民大量聚集现状也会加速疫情的传播。以加沙的沙堤（Al-Shati）难民营为例，85,人挤在缺少食物和医药的0.5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所谓的“隔离”根本无法实现，不干预的结果只会任由疫情蔓延。
疫情初期，双方长期以来彼此不信任的状态仍在延续。例如，以色列于年4月1日声称愿就换回以方被俘士兵与哈马斯重启关于联合防疫的双边谈判，但遭到哈马斯的拒绝。而哈马斯则多次公开将疫情在加沙的暴发归咎于以色列的长期占领。
二、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信任缺失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冲突双方解决冲突、走向合作的基本要素。彼此信任的共有观念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共有认知、共有知识是互相建构的。共有观念在行为体双方不断互动下形成和发展，对合作的信念也是如此。如果一个行为体想要采取偏向和平合作的行为，那么需要信任另一个行为体，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记录，也就是塑造共有认知和共有知识的过程，是做出行为选择的深层依据。
（一）信任基础的缺失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曾提出，信任与友谊应成为避免将现实*治作为默认选项的强大动力因素。换言之，新出现的信任有可能成为突破冲突循环，走向合作乃至互相接纳的动因。国际关系行为体能够选择相信彼此的现实主义逻辑在于利益融合，也就是说，彼此实现来自对方的信任期待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因此，从理论上说，冲突中的双方只有找到共同利益才能建立互信推动彼此合作。但受制于冲突的长期性，冲突双方已将不信任固化于彼此的认知之中；而不断升级的冲突的反复性又加深了对彼此不信任的程度，从而使得双方寻找共同利益的难度持续增加。在用互信理论解释巴以困境方面，美国中东研究学者谢里法·祖胡尔（SherifaZuhur）认为，8年巴以和谈的推迟是在于以色列在撤出部分巴方被占领土后又进行了再次占领，这破坏了信任的前景。而哈马斯治下激进伊斯兰主义的盛行进一步削弱了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信任构建。
被占领土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抵抗组织长期宣扬“消灭以色列”的意识形态，恶化了以色列民众对巴勒斯坦长期不信任的状况。同样，以色列的暴力回应也加深了巴勒斯坦民众对以色列的不信任。年的民调显示，巴勒斯坦只有23%的民众认为以色列有权作为犹太民族的家园而生存，而66%的民众支持“巴勒斯坦人最终必须夺回整个土地”的立场。年的民调显示，尽管62%的左派认为*府应当与巴勒斯坦人谈判从而达成和平协议，但44%的中间派和右派却反对这一主张。反对者占到以色列成年犹太人口的80%。可见，持久的冲突早已使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尽管哈马斯于年通过了新的《纲领及*策文件》，不再高呼“消灭以色列”，转而谋求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国家”，但以色列仍然视哈马斯为重要的安全威胁。
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并最终夺取了加沙的实际控制权。哈马斯的*治目标就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进而消灭以色列。根据以色列学者的记载，自哈马斯获得议会选举成功后，每隔一两年，就会连续几周或几个月向以色列城市发射数百上千枚火箭弹。每当出现这种情况，以色列都会进行报复，双方甚至会发生大规模冲突。在以色列方面看来，由于哈马斯想阻止以色列国防*进入加沙，并试图对以色列造成尽可能大的伤亡，才导致恶战不断。双方在主权和安全方面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互信。几乎每一次冲突发生之后，双方都会接受暂时停火，继续等待下一轮冲突的到来，并且冲突也真的会卷土重来。以色列一向有着一种“病态的不安全感”，即对以色列安全的重视与担心常常超过其他*治议题。而哈马斯的强硬反犹、反以、反和平进程立场，特别是屡屡对以色列发动难以预测的武装行动，似乎反证了以色列民众的心理安全威胁。由此可见，信任基础缺失固化了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状况。
（二）共有观念的“冲突化”
共有观念是行为体通过实践活动产生互动机制，形成共有的理解和期望。哈马斯与以色列长期冲突，双方均将对方视为敌人，使得彼此的共有观念偏向对抗。对手关系的共有观念涉及恐惧自身利益受损和敌对方获益，这种观念更多体现在不信任式的猜忌上。哈马斯和以色列认为对方是“对手”的共有观念深植于双方社会。从互信理论来看，这种共有观念的互动模式相当于通过与对手的互动而形成认知图像，这些认知图像塑造起对另一个国家可信赖度的看法。
旧有的冲突惯性会阻碍在新的共同威胁下及时转向精诚合作的灵敏度。与敌对势力关系的旧有印象，对形成和复制对方形象至关重要。过去的错误、失败、屈辱等记忆固化对手对自己的国家造成的 印象，造成决策者面对困境时可能选择延续旧有的敌对*策。这种根植于以往冲突的根本性偏见，即特定行为者被视为具有威胁、不可信任的“意识形态上的原教旨主义”。哈马斯和以色列为数不多的合作也反复无常，无疑与顽疾密切相关。比如在中东疫情严重的4月，尽管哈马斯开始释放与以色列合作抗疫的信号，但却因其与以色列方面进行视频会议而被巴勒斯坦定性为“叛国”。
信任的达成取决于行为体双方有可以推动合作的共同利益，也取决于信任主体对另一方的预期，包括对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对方意图的善意与否，判断对方会不会“加害”于己方，会不会在合作中“背叛”自己。长期的冲突惯性导致哈马斯与以色列深深的不信任感，双方对于占领、爆炸、冲突、袭击的印象已经固化于心，所以当新冠肺炎开始在巴勒斯坦流行之时，哈马斯乃至整个巴勒斯坦都有将以色列的长期占领视为疫情暴发罪魁祸首的声音。
（三）破碎而模糊的互动信号：新共有观念的形成
信任不是一蹴而就的，建立互信需要行为体在彼此之间进行良性互动。信号是可观察的特征，释放信号的目的是行为体为改变接收者某些行事方式，为良性互动创造有利条件。在交流试探的过程中，原本对抗的行为体彼此需要释放信号使对方了解自己的意图，从而逐步建立互信。对长久的对手而言，这很困难。深陷冲突关系的行为体双方若想要建立信任、促成合作，需要在彼此之间释放“诚意信号”，即这种信号既要包括意图的真诚性也要包括行为体自身的诚信，避免因对对手的不信任感而“误解”自己的合作意愿，从而避免让对方继续陷入已有的思维定式，继而形成新的、有合作意向的共有观念。（见图1）
图1信任、共有观念、诚意信号和合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当新冠疫情刚开始肆虐之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表达了想要与哈马斯进行和谈从而控制疫情在加沙暴发的愿望，但却被哈马斯拒绝。随着疫情的加剧，哈马斯转而表示愿意与以色列进行相关卫生合作，但仍强调是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导致加沙疫情的暴发。同时，哈马斯相关领导人在释放与以色列善意合作的信号之时，又威胁如若以色列不能满足加沙所需的医疗物资就会彻底消灭以色列。这种夹杂着善意的合作与恶意的威胁、时而愿意时而又反对的模糊且破碎的“信号”，使得哈马斯合作信号背后的真正意图备受质疑。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的信号理论认为，在一个有噪声的环境中发出的模糊信号特别容易被扭曲。模糊信号会影响交流效果，以致于常年冲突的双方难以走向妥协。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信号过于模糊，甚至无法令以色列确认对方是否提出了试探性提议。哈马斯所释放的“冲突”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合作”信号，会造成其互动信号在混乱环境中被扭曲。
哈马斯事实上在既释放暗含冲突色彩的信号，又矛盾地试图发出表示合作的模糊信号。在相互不信任的国际行为体之间，想要建立信任、促成合作，需要至少有一方行为体经历一次“黑暗飞行”，即破除心理的障碍，突破恐惧的障碍以及被欺骗、被拒绝的障碍，在“充满敌意的黑暗中”来主动释放出善意的信号。而这种善意的信号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互动的另一方所理解，受制于能够在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维系信任关系的纽带。
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洛特和数个边境社区在年3月27日受到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攻击，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道。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拦截了从加沙地带发射到以色列的90%火箭，但其中两枚击中了斯德洛特市内的房屋和操场。以色列随后对此做出反应，其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哈马斯的一个哨所。以色列此举的目的是传达其随时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并且不会容忍任何将该地区拖入*事冲突企图的信号。哈马斯则声称该袭击是某激进圣战组织所为，表示不会对此事负责。哈马斯在疫情暴发之际仍旧使用武力，无疑会对双方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增加新的压力，导致善意的合作信号在冲突的环境中被淹没。当信号回应者对于发出者信号没有给出预期的回应时，信号发出者会给出更模糊的信号，进而使合作前景暗淡。因为在缺乏令人信服的良性互动的条件下，一方行为体在黑暗中飞行并把自己暴露给对手是不可能的。
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敌人”形象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信念，即国家出面，通过行动表明它对另一个国家具有敌意，而一旦敌人观念形成甚至固化，则通过信任来实现和解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在“敌人”信念格局下，和解举动即便是策略，也有很大概率会被解读为软弱的标志。哈马斯拒绝过以色列所提出的抗疫合作建议，所以当其再次提出和以色列进行卫生合作时，就不能确定以色列是否也会选择拒绝。主动和解与哈马斯过去宣称的“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强硬形象不符，这可能会被外界误认为哈马斯展现出软弱。故而，哈马斯在就达成卫生抗疫合作与以色列进行谈判过程中，会不时展现出不放弃“消灭以色列”的矛盾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杰维斯还指出，信号的模糊也可以有助于长期冲突的双方讨价还价。哈马斯渴望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囚犯，其在与以色列进行谈判之时，便开出了长达人的要求被释放的人员名单。同时，哈马斯也希望从以色列获得更多的试剂检测盒，来防止新冠病*在加沙的大规模传播。而以色列希望获取两名失踪士兵的信息，这与哈马斯开出的人释放名单差距甚大。同时，新冠疫情大流行也对以色列自身医疗体系的运转带来巨大压力，与哈马斯的卫生合作对缓解上述压力的作用有限。由此，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抗疫合作始终处于激烈博弈之中。
三、试探中艰难前行的抗疫合作
在人类历史上，冲突的长期化所形成的共有观念即使被突发的新兴公共卫生危机所打破，短暂的合作与妥协也未必能够彻底消除冲突，甚至有可能诱发新一轮的冲突与暴力活动。比如 次世界大战中暴发的西班牙大流感虽然提前结束了战争，却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二战的爆发。这里值得诘问的是，此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是否能够与以往的人类历史记录相悖，反而为长期冲突的双方提供合作的转机。至少目前看来，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抗疫合作尽管经历反复博弈，但确实有一定的初步合作成果。
（一）哈马斯与以色列抗疫合作的演变（年4月至6月）
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年4月至6月间偶现防治疫情合作，然而这种合作总体上是琐碎的、不成体系的（见表1）。4月1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声称，以方愿意与哈马斯重启双边谈判，但以方也有自己的人道主义要求，即释放年加沙战争中被俘的以色列公民。哈马斯发言人声称，若想交换被俘的以色列士兵就需要彼此交换囚犯，哈马斯并不会通过索取人道主义救助的方式释放以色列俘虏，因以色列已经封锁加沙长达13年之久，以方需要承担新型冠状肺炎在加沙大流行的后果。年4月8日，哈马斯又声称做好了和以色列交换囚犯的准备。4月13日，消息人士声称，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的合作谈判都十分严肃认真，也都抱有乐观心态。双方通过埃及、俄罗斯等进行斡旋，通过电话完成信息交换。4月14日，双方达成 阶段协议，以色列会释放在其监狱里关押的老、弱、孕妇等囚犯，而哈马斯也会提供以方失踪公民的相关信息。
此后，哈马斯方面释放的合作信号频次渐强。4月17日，哈马斯*治处负责人穆萨·杜丁（MusaDudin）声称，哈马斯已经通过斡旋方交送给以方拟交换囚犯名单，他责难以色列却对此不太热情。同日，哈马斯称，关于促成以色列释放在押的妇女及患病囚犯的人道主义协议仍在酝酿之中。4月19日，加沙的哈马斯副负责人哈利勒·海亚（Khalilal-Hayya）继续声称，以色列是新冠在加沙大流行的责任者，并以此要求以色列必须为救援物资进入加沙提供便利。同日，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也放出信号称谈判条件已经成熟，不要让机会转瞬即逝。以色列方面既接收着哈马斯释放的信号，同时也并未放松提防来自哈马斯的安全威胁。4月22日，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辛贝特声称，逮捕了三名哈马斯恐怖分子。他们在互联网上下载制作炸药的视频，并购买制作炸药所需要的相关化学物质，他们是在试图袭击西岸以色列目标之前被捕的。同日，以色列官员承认与哈马斯就囚犯交换展开谈判，并对未来保持乐观。其间，以色列*队南方司令部司令艾亚尔·扎米尔（EyalZamir）将*接到命令，负责制定对加沙士兵进行新冠病*检测，同时向加沙地带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计划。该计划将对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士兵进行新冠测试，以色列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将通过埃雷兹过境点将样品带到特里芬进行化验。遗憾的是，不久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就命令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士兵停止新冠病*测试。
年4月23日，转机很快再次出现，哈马斯在埃及的斡旋下声称就交换囚犯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将增加，最终的谈判结果取决于以色列的新一届*府。哈马斯方面于4月25日声称将会与以色列新一届*府就释放彼此的囚犯达成协议。4月30日，双方达成相关协议的势头有所增长。
然而，安全局势的变化抑制了合作势头的继续。5月3日，哈马斯高级官员声称，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回被以方关押的巴囚犯，只是不想通过媒体来透露细节。以色列国防部长却拒绝透露任何相关的实质性进展，并称“不愿意释放谋杀犯”。5月6日，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以色列阿什克隆地区，无报告伤亡。以色列国防*随即发起反击，据称，“坦克炮击了三个加沙北部的哈马斯*事阵地”。即便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以色列国内坚持因抗疫需要与哈马斯合作的声音仍然存在。一位曾参与年释放吉拉德·沙利特（GiladShalit）交易的摩萨德前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仍对哈以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保持乐观。年5月7日，媒体报道以色列高规格的安全内阁数月来首次召开会议，或就与哈马斯互换囚犯展开讨论。但同日，哈马斯官员否认有关与以色列进行囚犯交换谈判进展的报道，并表示“双方没有真正建立联系，以方也没有派协调人来认真讨论该问题”。
此后，双方抗疫合作出现了更为积极的第三方参与者，内部希望继续引入更多第三方力量的意愿也有增强。5月9日，哈马斯官员声称，双方在埃及、瑞士和德国的斡旋下谈判有所进展。5月17日，哈马斯发言人阿卜杜·拉提夫·卡努（AbdelLatifal-Qanou）呼吁国际人权组织、人道主义和卫生组织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释放被其囚禁在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儿童。
以色列*府愈加右翼的转向和推进吞并西岸的计划减缓了哈马斯和以色列合作抗疫的势头。5月20日，哈马斯发言人称新组成的以色列极右翼*府将加剧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挑战。6月3日，哈马斯发言人呼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按照全国打击以色列吞并西岸计划的共识采取行动。6月5日，哈马斯新闻发言人强调抵抗是阻止以色列吞并西岸计划的一种战略手段。6月6日，哈马斯领导人重申民族团结的重要性。6月10日，哈马斯领导人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 以及世界自由人民立即采取行动，以对抗以色列种族主义的吞并计划。
但疫情带来的威胁是具体的，抗疫的需求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息息相关。经济条件不佳的一方处境是矛盾的。尽管他们确实需要条件好的一方来辅助防治疫情，但一旦发生触及根本性利益的挑衅行为，他们在道义、情感上都很难坐视。6月13日，消息人士称欧菲尔监狱（OferPrison）被囚禁的哈马斯领导人与以色列监狱高级服务官员达成了改善巴勒斯坦囚犯生活条件的协议。6月14日，带有爆炸装置的气球在加沙以东的以色列小镇被发现。据称，因新冠肺炎疫情停止的加沙边境的抗议活动将有可能恢复。一位哈马斯官员声称，加沙抗议每周组织委员会有权恢复在边境围墙上的抗议和夜间活动，并补充说这是合法的抵抗工具。他认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执行停火协议所达成的谅解。同日，哈马斯威胁如果不让卡塔尔的援助资金进入加沙地带，抗议行动将会重启，哈马斯会派遣人员“渗透”边境墙，并进入以色列。6月15日，在联合国特使与卡塔尔特使的调解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谈判后将允许卡塔尔于一周后向加沙地带援助5,万美元。虽然同意外部力量经济援助加沙抗击疫情，但以色列仍然没有放弃*事上继续打击哈马斯。在接待卡塔尔特使的同日，以色列国防*对加沙发射火箭弹，以报复哈马斯5月6日以来对以色列南部的火箭弹袭击。6月17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声称几周前成功阻止了哈马斯海*突击队从西奈半岛北部穿过地中海走私武器的企图。*方宣布会继续与辛贝特联手阻止壮大加沙恐怖主义势力的走私活动。总体来看，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反复博弈的原因既取决于彼此的合作目的与顾虑不同，更根植于彼此之间长久的不信任。
表1哈马斯和以色列抗疫合作互动对照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Haaretz、Hamas.ps、TheTimesofIsrael、EgyptIndependent报道整理而成。
（二）哈马斯以*权稳定为先的抗疫合作
哈马斯方面认为，以色列长期封锁加沙，因此以色列需要承担新冠肺炎在加沙大流行的责任。以色列若想交换被俘的以方士兵就需要彼此围绕囚犯交换达成协议，但哈马斯方面并不会通过人道主义救助方式释放以色列俘虏。显然，哈马斯的目标是迫使以色列放弃对加沙的封锁。而以色列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放弃对加沙的占领。哈马斯在核心目标实现无望后，转而寻求较小的、可能达成的短期迫切目标。即便现今哈马斯所控制的加沙地带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不是很多，但仅有的呼吸机和极度匮乏的医疗设施使得新冠肺炎疫情一旦在加沙流行，就会立刻失去控制。哈马斯自知无力控制加沙的疫情，故寻求外部救援，但又由于受制于以色列的长期封锁，外部救援无法顺利到达加沙，这就迫使哈马斯不得不与以色列和谈。
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释放所监禁的巴勒斯坦人。据估计，以色列方面监禁了5,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哈马斯声称与以色列的 阶段谈判已经确定了需要释放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多为老、弱、病人，但以色列至今未对此事发声。再者，哈马斯与法塔赫就巴勒斯坦国建国方案、是否承认以色列以及巴以和平进程等方面长期存在矛盾。哈马斯在与法塔赫纷争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新冠肺炎的暴发，这易造成哈马斯统治的根基不稳，遂使哈马斯寻求通过开展与以色列的抗疫合作，从而保证所控制加沙地带的*治稳定。
（三）以色列以博得执*资本为导向的抗疫合作
首先，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合作谈判的最直接原因在于希望哈马斯释放两名于年加沙战争中被哈马斯俘获的以色列士兵。而以色列惧怕的是加沙地带泛滥的疫情会波及以色列境内，同时也不希望此时哈马斯真正崩溃，因为哈马斯倒台的后果可能导致加沙陷入比索马里还混乱的局面。
其次，与哈马斯合作也可以使以色列在国际事务中占据道德制高点。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NickolayMladenov）在年3月26日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就抗击新冠病*疫情展开合作表示赞扬。如果与哈马斯也能顺利展开合作，无疑会改变以色列“占领者”的形象，也会帮助以色列占据道德高地。当巴勒斯坦当局因以色列的“吞并计划”而阻止巴勒斯坦病人前往以色列就医时，在加沙的以色列国防部协调专员表示，以色列方面允许当地人离开加沙前往以色列接受挽救生命的治疗。
再次，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与蓝白*领导人本尼·甘茨（BenjaminGantz）于3月20日成功组阁。利库德与蓝白*之间达成的*治协议涉及抗疫的主要内容是联合*府前6个月为“全国紧急*府”，其工作内容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重构后新内阁部长职位由蓝白*、工*领导人与利库德右翼阵营均分。但是，联合*府内部彼此依旧缺乏互信，未来新*府内部无疑将继续存在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因此*府稳定性及前景仍然存在变数。一直以来，内塔尼亚胡因腐败问题而深陷刑责调查困扰和舆论漩涡，所以如果借助疫情的契机，与哈马斯成功谈判，这势必会增加内塔尼亚胡的*治资本。
，内塔尼亚胡再次上台之后反复强调将在年7月1日开始推进对约旦河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实施主权的计划。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与巴解组织以及哈马斯之间的敌对状态将会加剧。当然，以色列方面的吞并计划在高调外宣和实际实施之间也存在较大调整空间。6月30日，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吞并计划不可能按照原定时间顺利展开，而会分阶段进行。涉及主权的长期国际*治争议往往受到内*、大国外交、地区安全等因素的牵制，并不是单一*客或某一届*府就能单方面迅速解决的。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抗疫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巴勒斯坦人的一种安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或许无法也没有能力针对以色列的吞并而发起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因提法达），但哈马斯受制于不断恶化的经济和*治环境却有可能开展新一轮的冲突，而置抗疫合作于不顾。
（四）不得已的卫生合作？
以色列释放出善意的“信号”，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帮助了加沙地区抗击疫情。以色列国防部协调专员卡米尔·阿布·罗孔（KamilAbuRokon）表示，以色列在3月13日通过埃雷兹通道送给加沙个新冠肺炎检测试剂盒，此举是为了阻止新冠病*在加沙地带的扩散。他说：“病*和疾病无国界”，“阻止加沙地带和西岸新冠病*的暴发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因其可能危害以色列人民的健康”。4月15日，以色列国防*从加沙地带一次性转移了50份测试样本到特里夫林的*事实验室，该实验室还对怀疑感染新冠病*的士兵进行了测试。以色列国防*发言人声称，此举是为了帮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加沙人民阻碍病*的传播。但由于在冲突双方中，信任需要彼此在反复良性互动中建立，所以哈马斯基于以往的对抗历史而对以色列释放的“信号”的真实用意仍存疑虑。
对于哈马斯来说，以色列用反恐手段追踪人员流动轨迹的防疫举措，对于生存处境每况愈下的哈马斯也是一种新的挑战。而对于以色列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来说，与哈马斯就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交易可能使得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陷入窘境。阿巴斯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波及以色列之时就宣布与以色列进行合作，但阿巴斯多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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