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经济 > 他们是中国战地记者,在人间地狱,看着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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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年轻人，四个来自战场的故事
生于和平年代的中国孩子，
却被战争永远地改变
在这个只需满足欲望的时代
他们却明白了活着的宝贵
几乎每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新闻人，都做过成为战地记者的梦。战场极大满足了记者追逐故事的本能，这里有*治、民族、冲突……所有一切引人入胜的故事背景，还有在悬于生死一线间，人类迸发出的亲情、爱情、恐惧等所有生命的底色，以及从中闪耀出的人性光辉。
对记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舞台。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血液似乎都要沸腾。但冷静下来，到底还有多少年轻人知道哪里在打仗？为什么要打？打开手机的新闻App，推送的还有国际新闻吗？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做严肃新闻似乎格外不合时宜。
直到有一天，英国《卫报》报道了中国年轻战地记者陈序和袁文逸的故事。我们才得知，在大多数人视野之外，一些“80后”、“90后”仍然选择走进战场，告诉大家世界上不尽是和平，战争仍然在制造悲剧、释放丑恶。
我们好奇他们的选择和动机，希望听到一些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句子。但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态度谦逊，带着几分羞涩。直到我向王薇薇约稿，她问其他人写了什么，我说可以写写枪林弹雨，她停顿了一下，说枪林弹雨太习惯了，好像说不出哪次比较特殊。她在叙利亚待了五年，“有一次在现场，身边躺的全是尸体”。
问他们如果有机会，还会不会回去。改行做网络直播节目的袁文逸想都没想，说当然，离开战场属于无奈，东方卫视作为省级电视台，现在拿不到国际新闻报道的许可。杨臻说如果回去，是为了那些当地的雇员兄弟，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是最纯真的友情。陈序有个漂亮的女儿，现在和老婆常驻波兰，出于做父亲的责任，他需要暂时远离战场。
下面是他们自己写下的文字，无需修饰，足以震撼人心。一旦走上战场，终将被战场改变，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英国诗人约翰·邓恩写道：“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陈序：媒体是有罪的
30岁
新华通讯社
-驻加沙分社记者
-驻巴格达分社首席记者
血色中的伊斯兰新年
火中的加沙天际线，对我来说像梦境与现实的交割线。
在空中的是梦，F16战机隆隆的盘旋声和尖锐的导弹发射声，地对空导弹和火箭弹在眼前升起腾空，“铁穹”发射导弹呼啸拦截，还带着爆炸后拂过脸的气流，让喜欢*事的我热血沸腾。回到地面，马上进入了现实世界：被炸毁的废墟中躺着小学生的课本，死者卧室的枕巾上残留着乌黑血迹，太平间进进出出的是孩子的尸体，还有散落一地的人体碎片。这是活生生的 地狱。
签下“生死状”
巴以冲突升级后隔天一大早，我和同事就简单收拾行李，火速赶往加沙地带。
车开到距埃雷兹检查站还有数公里的地方，我们就被以色列士兵拦了下来。这里是外国记者从以色列进入加沙的 通道，一位负责接待媒体的女兵语气亲切地告诉我们，由于附近交火激烈，检查站暂时关闭。于是我们决定去附近的加油站简单吃顿午餐。
从点餐开始，附近就不断响起防空警报声，每次响起，大家都放下手中刀叉，紧张地搜寻着火箭弹的位置。我一边大口吃着意大利千层面，一边看到“铁穹”在空中拦截火箭弹后火光四射的爆炸，感觉像坐在电影院 排看战争片。我懊恼地想，这应该是这个月 一顿像样的午餐了。
一直等到傍晚，我们才被告知交火减缓可以通过。进入检查站后，以*没有立刻放行，而是先把所有人带到了边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两页的文书，要求我们签字。
我瞄了一眼标题：《对以色列国防**事行动的承诺书，暨对媒体公司的警告、免责书》。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生死状”么！同事要我仔细看看各项条款，我说：“还看啥啊，不签也不会让你进去的。”于是我们赶紧签了，一溜烟过了检查站。
加沙新年
进加沙后本来应该在哈马斯的边检办入境手续，但用集装箱改装成的小办公室早已人去楼空。载着我们的巴勒斯坦司机说：“哈哈，别急，马上让你们看到他们在哪。”他继续向前开，左拐右拐来到远处的一栋民宅。在民宅背后，我们找到了正蹲在地上，忙乱地给外国记者做登记的哈马斯边检人员。这些人慌慌张张，场面十分混乱，在快速给我们办完后，不耐烦地挥挥手：“快走吧快走吧。”
我们随后坐着“天价”出租向以*轰炸最猛烈的加沙城前进，一路上看到哈马斯武装人员不断从各个角落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加沙原本是地球上人口密度 的地方之一，将近万人生活在这个面积还不到北京市海淀区的狭小地带里。
当天还是伊斯兰历新年，但原本车水马龙的大街空空荡荡，成了胆大的孩子们的足球场。天真无畏的孩子们在残阳下欢笑着踢球，和远处火箭弹与导弹交织残留的轨迹，构成了一次充满血色的新年回忆。
陈序和伊拉克士兵的合影
“危险区”与“安全区”
在加沙采访最让我紧张的，不是在新闻现场，而是赶往现场的路上。由于阿拉伯人记性出奇的差，我每次上车都会跟司机强调，选安全的路走！在加沙的司机都明白，安全的路指的是视野开阔、目标明显的大路；要远离哈马斯建筑，因为那是以色列战机重点“照顾”的对象；要远离人口稠密、街道狭窄的难民营，因为那里遍布着武装分子；要远离边境地带和海滨大道，因为将暴露在以*坦克和*舰的炮口下。
再充分的避险意识也是不够的，危险会时刻潜伏在身边。刚拍摄完被炸毁的哈马斯内*部大楼，在我走后不久，大楼又被以*反复轰炸；每次走非常靠近边境的萨拉丁大道，都得踩死油门拼命开，并祈祷边境上无数的以*坦克手不要打歪了；采访途中，附近一有火箭弹升上天空，就得赶紧上车逃跑，以免被以色列战机随后的反击波及。
尽管听说我们居住的ArcMd酒店与以方有“秘密保护协议”，但酒店位置靠近以*轰炸最密集的加沙北部边境，轰炸经常从夜幕降临一直持续到隔日清晨。
经常是刚上床不久，窗外突然火光四射，接着是震得人胆颤的巨响，一股气浪打在脸上，整个房间都会跟着晃动。我还在窗口目睹过几次挺近的爆炸，并被随后的气浪给打了回来，时不时还有爆炸产生的碎片，落到酒店楼下的露台上。加沙冲突期间，轰炸成了我最特殊的“叫早”服务，基本上每天我都是被炸醒的。
地狱
除了 地狱，我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去形容战火中的加沙了。
巴勒斯坦平民达卢一家九口被炸死的惨剧震惊了世界。隔医院的停尸房遇到了达卢和他的大儿子。他们两人当时冒险出门为全家购买口粮，却反而侥幸逃过一劫。在看过亲人的尸体后，他们哭着走出了停尸房，我拨开人群，发现他们瘫坐在门外的角落里默默流泪，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画面，虽然不忍，但我还是将镜头对准了他们。达卢看了我一眼，然后深深地埋下了头，这让我心跳不已，我想我的行为一定再次 到他了吧。
在去拍摄赫贾兹一家的葬礼时，我遇到了两名哈马斯下属“阿克萨”电视台的摄像记者。当时这两名穿着媒体背心的大胡子走进暂时停放遗体的清真寺，与在一旁等待葬礼的我闲聊了两句。我记得他们随后乘坐雷诺旅行车离开，车顶上贴着“PRESS”的字样，却不想当天下午就传来了他们的死讯。当时在联合国学校采访难民的同事目睹了一切，这两名记者的车刚开到联合国学校门口，突然一架以色列战机向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引发了巨大的爆炸。同事立刻下去看，发现车里的两人已经烧成了黑炭，司机的手还紧紧扒着方向盘。
每天外出采访，都要面对一幕幕类似的惨剧。每天我都必须紧闭内心，关闭情感，一心投入工作。因为稍有分心，我就有可能被情感动摇而无法好好工作，当下我的责任是记录。尽管如此，在我拍摄完 一具尸体后，胃里泛上的恶心和晕眩感，还是让我从停尸房夺门而出，跑到一边干呕。虽然如今冲突已经结束，但一些恐怖画面仍会突然重现我眼前。
加沙停火与媒体之罪在苦熬了8天后，我们终于收到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的消息。当 一阵炮击与轰炸结束之后，加沙城陷入一片久违的沉寂。我们围坐在电视前收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新闻发布会，当他宣布代号为“防务之柱”的*事行动正式结束时，在场所有人都发出一阵欢呼。酒店四周开始传来哈马斯武装人员鸣枪庆祝的声音，哈马斯下属的“阿克萨”电视台则将停火协议称为“继以*9年被迫撤出加沙之后，（巴勒斯坦人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一直躲在家中或联合国学校里的巴勒斯坦人开始涌上街头庆祝。当我赶到8天来发医院时，医院门口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和各种派别的旗帜，疯狂地呐喊着胜利的口号，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有的人已然热泪盈眶。清真寺的喇叭高声诵起《古兰经》，有人开始向人群抛洒糖果，仿佛今天才是真正的新年。我的同事看到这一幕后放声大哭，是的，不管是对巴勒斯坦人还是我们，过去的8天是一场太长太压抑的噩梦。
随着加沙地带的停火，这个在全球荧幕上热闹了一周多的地区也迅速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热点。和热度退却速度相当的是媒体的撤离，第二天我们所住酒店的媒体就走了一大半，隔天我们撤离时，平常人不多的埃雷兹检查站，被全球媒体挤得水泄不通。如今已见不到报道时的普世博爱之情，各国记者神情疲惫，脸上都写着“快点让我出去”。甚至在检查站为加速多开一个安检通道时，记者们早已顾不及素质与形象，争先恐后地插队加塞。
媒体大*进来了，狂欢了，拍拍屁股又走了，但加沙人不能走，也走不了，未来的岁月里，这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巴勒斯坦人，要在这多平方公里的监狱里，反复体味孤寂和痛楚。就像当我把镜头对着失去亲人而痛哭的妇女，她丈夫还要强忍悲痛，过来要求我删掉照片一样。
我们把他们 的一丝尊严都剥夺了，我们是有罪的。
袁文逸：不知道什么时候
年轻人才能停止死去
36岁
东方卫视原首席记者
-特派利比亚、叙利亚、
埃及、乌克兰进行战地报道
学枪的少年
那是5月27日的下午。
对面的男孩只有十七八岁吧，身板还有着少年特有的清瘦。他戴着眼镜，看起来度数不低，这让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学生。可是他手里拿着一把AK47冲锋枪，而这里并不是学校*训的练靶场。
我正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机场附近，距离交火位置只有1公里多。少年的身旁站着一个膀肥腰圆的男人，手把手教少年学习用枪。炮声一阵接着一阵，从机场传来，沉重地敲打着人的耳膜和心脏。我和他们相隔一条马路，蹲在一个铁皮变电箱的后面看着他们。
少年应该没怎么摸过枪，当那个男人教他应当用枪托抵肩托腮时，他的整个右脸贴在了枪把上，仿佛是趴在课桌上，整个枪管完全偏向了右方。男人一把抓住枪管矫正位置，然后给少年又示范了一遍。少年再次拿过枪练习，这次，他右手持枪却用左眼吃力地瞄准。这是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少年被呵斥了，我看到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满是羞涩腼腆。
我在想，又是一个被热血冲昏了头脑的孩子，他是多么不适合拿枪战斗，还偷偷跑来这么危险的地方练习。但令我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穿着*装的武装人员走过来拍了拍少年的肩，这个少年就跟在他身后，越过反对派武装设置的隔离线走向了枪炮声隆隆的机场。
练习三分钟不到，这个还没学会正确拿枪的少年就走上了战场。我来不及也没有办法追上去问一问他的名字，没有办法问一问他，这一刻心里是不是会想起爸爸妈妈和班里的漂亮姑娘。
再见到他腼腆的笑容？我心里不抱一丝希望。*事实力远胜于反对派的乌克兰*府*在机场布置了11个火力点，配有榴弹炮和火箭弹，一路的楼房上，到处都安置了狙击手。反对派武装的一个司机告诉我，他是专门收拾尸体的，可他没办法进去找回前一天战死的同伴的遗体。他说，对方的火力点太多根本进不去，远远望去，地上到处散落着尸体，不，是尸块，没有几个还能被辨认出身份。
所以，少年，你真的想好了吗？
如果说在利比亚、叙利亚，我还能理解很多人走上战场的理由，在乌克兰我真的想不明白。我去问了几个顿涅茨克的年轻人，尝试了解那个学枪少年的想法。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他的愤怒来自于语言。
乌克兰那么多人是俄罗斯族，那么多人说俄语，可是自从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乌克兰*府一直只把乌克兰语作为官方语言，俄语作为第二官方用语的提议屡遭否决。
这位年轻人还告诉我，苏联还没解体时，在学校说俄语的小朋友总是有点瞧不起说乌克兰语的孩子，觉得那是农村话，而现在说俄语尤其在西部说俄语，反而会被别人侧目。另一位顿涅茨克年轻人告诉我，他最不满意是现在乌克兰的教科书美化了二战和德国，尤其是把德国名将曼施泰因英雄化，仅仅因为那时德国支持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这些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我问他们，“这值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互戗互残吗？你愿意为此去死吗？”他们愣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理由，所谓“师出有名”。但是，我用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很多次验证，每一场战争的发酵剂只是仇恨。一定会有固有的矛盾和问题，一定会有人为了*治目的和现实利益去拨弄挑起这些矛盾。但是一旦刺刀见红，亲人朋友失去了性命，仇恨就像滚雪球一样累积起来，没有对错、失去理智了，战争也就变得无法避免。
袁文逸在利比亚班加西街头刚结束一次采访
这种用生命代价积累起来的仇恨像病*，在肌体扩散开去，让原本看起来不值得的战争真正打起来。这种仇恨也很容易再被*治利用，让事态像呼啸的火车突然脱轨， 车毁人亡。
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是非对错的评价可以不说。但是，我希望不管谁输谁赢，乌克兰的战乱要快一点结束，拖得时间越长，这个国家就会面对更久远更深重的灾难。
机场边那个学枪少年的笑脸，让我想起自己 次进入利比亚。那是我 次进战地，刚到班加西，烈士广场上铺天盖地的是“烈士”海报——一张张年轻灿烂的笑脸。我也想起在叙利亚医院里，一个被炸飞双臂的反对派小伙子一直对我笑。叙利亚战火持续了三年，甚至被国际社会厌倦，不知道什么时候，年轻人才能停止死去。
王薇薇：每天起床看到
太阳升起就是一种幸福
29岁
中央电视台
-驻大马士革站首席记者
-驻欧洲站记者
战地的幸福
直到现在，我还在努力走出我的战地生活，或者说我其实根本不想走出那个世界。
你知道被放在案板上的鱼的感受吗？年到年间，我每天经历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年叙利亚局势急转而下，但作为常驻记者，我的战地生活是以年为单位的，在战火中，日子还要过。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大马士革城东一家围巾店，沉浸在当地手工艺人编织的花纹中。突然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店铺狂震起来。几乎是在同一刻，我和店员快速闪到店内的一堵墙后。我们看着对方，没有任何交流。
这样的闷响是汽车炸弹，通常意味着一次连环袭击的开始。如果在我们附近再发生一起，这样躲也没用，冲击波会把楼房轰成没了抽屉的柜子一样。我看着店员的脸，感觉她在作祷告。我们没有更好的躲藏地。在一片尖叫声之后，外面熙攘的街道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真主保佑，不要害怕。”店员对我说。
十几分钟过去了，第二起爆炸并没有发生。我掏出手机：“成竹，你半个小时后和摄像出发，爆炸在东门，我衣服不适合出镜，你来做这个报道。我这里有一个目击者，就在旁边的Anita店里。”半个小时是给同事一个安全时间，防止可能出现的第二起爆炸，但也不能太晚，不然现场会被清理掉。
回国之后，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说说最危险的那一次采访经历，有没有差点被子弹打到的那种？然后用一种期待听到电影情节的眼神看着你。
当然是有的，然后我开始讲述年初去南郊战场，正在采访的我们和*府*遭到突袭。大家惊慌失措，我恰好滞留在一个环岛边，找不到躲避的建筑，只能下车趴在旁边，弄不清子弹从什么方向飞过来。我能感觉到身旁的汽车被子弹击中。 ，*府*调来了一辆装甲车，指挥官艾马尔保护着我，一边向外胡乱扫射，一边带我跑到装甲车内撤离。
在巷战中，其实没有清晰的“前线”。
年8月，在东古塔，狙击手突施冷枪，我和摄像师亚西尔跳进旁边建筑的废墟里，卧倒后伸手够旁边一切可遮挡的东西——烧焦的木头，掉落的天花板——一件件往身上盖，将自己埋在里面以躲避狙击手的视线。
而霍姆斯郊区的旷野战场，有一个清晰前线，没有了时刻被冷枪打死的紧张，但炮火会猛烈许多，迫击炮和自动机枪编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看过现场就会知道，迫击炮炮弹所落之地距人五米之内，就必死无疑。有一次，对方的进攻出乎意料地快，我们迅速撤离，给人反应时间就十几秒，车开起来的时候，一名摄像师因为把器材从三脚架上拿下来一个简单的动作，被落下了，跟着车子狂奔了十几米才被一把拉上车。
王薇薇坐在大马士革东古塔郊区战场的废墟里
很多人会用勇敢来形容战地记者。其实，我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是否勇敢这件事。
前往交战前线是为了探究和记录事件的真相，在战场上脑子里想的是如何争分夺秒去观察、采访和拍摄。前面提到去南郊战场，是为了观察安南提出的停火协议执行情况，去东古塔是因为交战区发现了疑似制造化武的工厂，而去霍姆斯，因为那里是扭转当时叙利亚地面局势的关键之地。我从不会为了去体验战地而去冒险，我一直觉得，做到规避风险地去纪录事实，是战地记者的必备素养。
人们好奇那些惊险刺激的故事，而我最想告诉他们，战地报道真正带来的冲击，是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
在那个世界，所有人的追求就是“活下去”，晚上能看到一家人都活着就是 的幸福。哪怕他以前是个中产，现在靠打零工糊口，住在没有窗户的烂尾楼，你也能看到他看着家人的时候脸上的笑容。
每天都有太多的人无缘无故地死去，到年的时候，我已经找不到一个没有失去家人的叙利亚家庭。在叙利亚和我共事的媒体朋友中，有五位死于工作中，其中两位死于和我一起的同一个报道任务。
在战地，每天起床看到太阳升起就是一种幸福，每一次危机后，劫后余生会让你想跟着人们一起冲到街道上去庆祝。活下去，不要被打死，不要被饿死。
年的圣诞节，教堂里到了新年祈愿时间。我没有想到任何个人问题，只是默默祈祷，愿这里的人们能早日走出战乱，局势能够好转。
杨臻：我害怕配不上
他们的苦难
27岁
新华通讯社
-驻叙利亚大马士革分社记者
我的朋友莱拉
卡迈勒（我的阿拉伯语名字），你好！
很遗憾不能为你送别，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在黎巴嫩或者叙利亚再见？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很高兴认识你，祝你生活幸福、学业有成！
P.S.别忘记把书还给图书馆，谢谢！
莱拉
年12月27日
七年前，叙利亚危机爆发，我还是一名阿拉伯语专业的大学生。那一年，我在黎巴嫩的一所大学交流学习。
莱拉是我的朋友，我们相识于学校的图书馆。由于不是学校正式注册的学生，我不能外借图书馆里的书，而当时莱拉是图书馆的学生管理员，她便帮我借书，举手之劳为正在准备论文的我解了燃眉之急。
这段特殊的情谊让我们成了好朋友。
回国后，我们仍保持邮件联系。莱拉的家乡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她在英文系念研究生，方向是比较文学。但她同时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从唐诗宋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她竟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我是她认识的 个中国人。
一次，当我提起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的叙利亚诗人尼扎尔·卡巴尼时，莱拉向我念起卡巴尼的一首诗：
“大马士革，我梦中的宝藏……我要向你哀叹阿拉伯主义，还是向你哀叹我的阿拉伯同胞？”
虽然不在叙利亚，但有关她祖国的新闻已经是铺天盖地，想到未来，莱拉眉头紧蹙。
卡迈勒，你好！
多谢你的关心！感谢真主，我和我的家人都很好。尽管叙利亚国内的局势有些动荡，但是被西方的媒体夸大了……我的家人现在也都在正常上班，我的妹妹也在正常上学。我们当然也希望民主，但是不希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打着民主的幌子来干涉我们的内*……我还要感谢你们伟大的祖国――中国，因为你们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不给美国插手我们内*的机会……
莱拉
年2月12日
“阿拉伯之春”席卷了西亚北非诸国，突尼斯的本·阿里、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等*治强人纷纷倒下。
然而，当时学校里不少像莱拉一样来自叙利亚的学生，他们无不对他们的祖国充满信心。
因为中国对涉及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行使了否决权，这让我在这些叙利亚同学之间颇受欢迎，甚至走在路上，常有素不相识的人冲我兴奋地高喊“感谢中国！VETO（否决票）！VETO！”。
当时住我隔壁的同学法里斯也来自叙利亚。他是学校足球队的主力前锋，得知我也喜欢踢球，他把我介绍进了校队。和他们一起训练、去各座城市比赛、周末一起看球，成了我留学时最美好的回忆。
法里斯一直盛情邀请我去他的老家阿勒颇玩。他在谷歌的卫星地图上搜索出阿勒颇，把比例尺调到 ，指给我看：“这就是我家!”“你看这里有个足球场，我从小就在这踢球，我有个好哥们在中国联赛踢球!”
卡迈勒，你好！
局势失控了。我有一个亲戚前一阵子被炸死了……我也已经有七个月没有能够回到家里了。我很担心家人……不仅是我，叙利亚人民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不安与忧虑之中……卡迈勒，我很悲伤……如果叙利亚内部不能达成真正、有效的和解，那么全世界也无法使叙利亚人民团结一心。我只求真主让叙利亚人民之间摈弃仇恨，让无辜的百姓免于战火，保全一个完整的叙利亚，不要成为下一个伊拉克或是利比亚……
莱拉
年2月21日
这一年，我大学毕业，进了新华社。一天，领导特意找到我，他酝酿了半天，终于开口：“叙利亚的记者岗位有空缺，需要一个学阿语的，你看……你感不感兴趣？”
“我去。”那时，我工作还未满一年。我没有犹豫，也没想太多。
几个月后，年的9月30日，我来到了莱拉的故乡，大马士革。
我给莱拉和法里斯发去邮件，但都没有回信。
之后的两年多里，我从大马士革到阿勒颇，从霍姆斯到拉塔基亚，目睹历史古城巴尔米拉屹立千年的神庙化为废墟，听到了太多太多生离死别的 悲剧。
杨臻年在叙利亚东部抗击“伊斯兰国”前线采访德鲁兹民兵
叙利亚危机爆发至今已经六年半，超过4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另有半数以上人口流离失所。
他们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是无数个本该像我们一样有温度的人。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即便硝烟散去，这段历史不该被淡忘，他们不该被遗忘。
我不能停下脚步，停止记录。因为我的心底总有一个声音：我害怕，配不上他们的苦难。
摄影DEAN王海森（王薇薇）陈序（开篇）
编辑陈晞
化妆叶妍／发型Lucy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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