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ssanHassan
*治抗议与社会影像
文
弗里德·里奇
译
张曼宁张泗野
年，整个世界似乎渡过了乔治·奥威尔在《》中（出版于年）预言的可怕危机，但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却指出，也许更为真实、更具灾难性的未来图景早已在另一部出版时间更早的作品——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出版于年）——中被描绘了出来：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禁书者，而赫胥黎担心的是不再有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知情权的人，而赫胥黎忧虑的是人们将在庞大的信息流中渐趋被动、变得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相被隐瞒、被遮蔽，而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将被淹没在琐碎冗余的无关琐事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将成为一种被管制、被囚禁的文化，而赫胥黎恐惧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一种充斥着感官刺激、纵欲狂欢与无规游戏的庸俗文化……
简而言之，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将被我们所憎恶之物毁灭，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之物。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AmusingOurselvestoDeath）中的论述富于预见性。但维基泄密、虎视眈眈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毫无人道可言的关塔那摩监狱、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那些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都表明：奥威尔的担忧同样值得注意。我们在奥威尔与赫胥黎的困境中进退两难。
?EdOu
实际上，在极富误导性的（互联网）“互动”旗号下做出的多数消费者选择有助于掩盖日益呈减弱趋势的个体的自我行动力（内在驱动力），而信息的庸常化与琐碎化（每天上传到Facebook的图片多达万张）不仅钝化了社会不公带给个体的尖锐痛苦，更将之隐匿于一种普遍的注意力缺陷的社会症候中，而我们竟将这种注意力缺陷与对社会不公的冷漠误认为是自身共情能力的下降。
在一个视觉信息过载的社会，被损坏的不仅是作为观看个体的静心观看和领悟一张或一组图片的能力；那些本应建构社会现实的照片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也陷入了危机。在上一代人心中，影像记录作为一种时代的见证工具揭露了社会不公，也承载着人们渴望改变现状的期许，而后来的抗议者们则利用了这样的影像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语境重构，以用于街头抗议。如今，更多的图像涌现了出来，但其中鲜有可作为社会发展的风向标、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的 作品。当然，有更多不同角度的声音出现无疑是好事情，但随着能够取得广泛认同的语境规范越来越少，从海量图像中提取共同意义也变得愈发困难。比如，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还在阿富汗继续，但它却像是发生在平行宇宙，被大众忽视。如今再也没有像越战时期曾有的那种能在公共想象中引起共鸣并激起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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