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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度越死海——关于援助巴勒斯坦难民行动的 限宣传
文/张承志
1
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青春年少的热情已成过去，而一个作家已走到人生暮年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总结。总结的时候有必要提到自己的起点。此外还有终点的问题。终点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汇存在，在我的经验范围里，我找不到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
清华园——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四十多年前，我作为淸华附中红卫兵的 批成员（今天已没有任何炫耀自己的含义在内），同时也是“红卫兵”这个单词的创造者。
当然，对于“巴勒斯坦”这个词，可能有人会觉得抽象或者有异样的感觉。但除此以外我还没找到其他任何一个词汇，能用来概括当今世界存在的一切最原则的问题：包括正义与不正义、良心或沒良心、常识还是非常识等一系列问题。
总之，时间到了年——今天，巴勒斯坦一词比起其他任何一个词汇更有资格作为一个总结或象征的用语。所以，我今天借此机会，借大学神圣的讲堂，进行我人生最认真的一次总结。
2
我先从一本书的印书过程讲起，然后讲一讲把这本书的收益捐献给巴勒斯坦难民的过程。
请注意：我说的巴勒斯坦不是巴勒斯坦所拥有的土地，而是巴勒斯坦人被驱赶离开了家乡、丧失家园后作为难民生存的地方。
先说说这本书，就是这本《心灵史》。
我想重申：这本书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之作，也不是自我炫耀、排斥他者的作品。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接受了一部分人民群众或民众的委托而写作成的，同时它也是作家个人的心情抒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一个作家和一部分中国民众结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有一点特殊。除此以外，该书的内容、表达、思想等等，是不是站得住、将来在文学史上具备什么样的意义，一切都要靠历史来评价。
长话短说。这本书在年出版之后，经过20多年的时光——它经受了褒贬毁誉各种遭遇。赞赏的把它捧得很高；甚至有些是很不合适的，例如有一部分缺乏常识的人不正确地说，大西北有人把这本书和《古兰经》摆在一起。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在穆斯林世界，即便再伟大的书也不可能与《古兰经》相提并论。这个表述本身就是一个偏离常识的表述。
但是如果说有些老百姓非常喜爱这本书，我也不想否认。在这本书出版后的20年中，从新疆到甘肃，我走了很多地方，见过这本书的很多种油印本、手抄本，更不要说复印——有一次，我在新疆那拉提附近的一个村庄，听说一位放羊的老人在看这本书。我在那个村庄停下，为着跟他交谈。老人见面的 句话就问我：“你说，那四片叶子是什么含义？”他指的是书的尾诗。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由衷感到了和一部分民众形成某种意义的结合之后、才可能享受到的喜悦。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本书在出版之后的20年中也遭遇了可能是最尖锐的诋毁、仇恨和怀疑。只是我还没有见到——在20年的时光里我一直在等待——站在不同立场上、拥有不同的哲学和社会知识基础的人，对这本书提出严肃的驳难和批评。
中国古代讲究知识分子之间的驳难。辩驳与诘难，为的是真理与彼此间的提高。我还没见到过这样的批评。绝大多数是一种情绪的表示，或是某种西方观念的翻版。我一直渴望有一种驳难、有认真的讨论或争论。
——那么获得的东西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不安。一方面，一部分人民群众热烈地喜爱这本书，这部分群众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大家知道：目不识丁的群众狂热地喜欢一本书，本身就是一种悖论，甚至可能演变成讽刺与闹剧。当一个农民把你的书夸奖，而你发现其实他什么都没读懂、他表现出来的甚至是你竭力在反对的东西时，你不可能沾沾自喜。
涉及的命题过于重大，对于我这样一介作家，要想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力量是太单薄了。
我在80年代写的《北方的河》《黑骏马》等等，更多是一种个人的作品。而这本书，既然它是和人民群众结合的产物，既然你把这样的结合看作是光荣和重要的事情，就要为获得的付出代价。我必须解决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本没有人限制文笔。但在这样一个命题上，利用作家的特权，宣传过份、渲染过度、情感失衡，必须要负责任。我必须负起一种——在历史、社会、神学、文学等问题都做出一个大致正确的阐述的责任。
总而言之，在新的改定版《心灵史》中，我在历史、神学等大小问题上，都作了尽量的补足和修正。在20年的调查后，又用了三四年修改，在修改中又经历了很多学习。
终于改定稿完成了。
改定版的出版遭到了困难。
不用说大家都能猜测到原因。作为一个作家我至今出版了各式各样的单行本大概有八十多本。但这本心血最多也最看重的一本，居然无法出版。
于是我和朋友，包括刚才讲的一部分人民群众，决定印一种特殊的纪念版。
这一版只印了册的《心灵史》改订版，品相是这样的：
书的封面是真牛皮。封面嵌有一个银徽，含义是阿拉伯文“他与他创造的”，取自鲁米陵墓的装饰。书的封底是年前后世界上尽人皆知的巴勒斯坦宣传画的变形。原画的含义，是经过奋斗回到自己的家园。这在70年代不仅是无家可归的多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口号，也是全世界左翼青年的响亮口号。图中的“奋斗”一词 字母即阿拉伯文字母?(J)的词首形式，恰恰与《心灵史》描写的“哲赫忍耶”一词的词首一样，同是一个字母?。只是在我们的封底，原画的巴勒斯坦地图被换成了一个地球；含义于是也变成了“经过奋斗，走向国际主义与世界正义”。
3
书在印时，我们在书的扉页上印上了几项允诺，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収益全数捐出扶贫”。
但是具体扶贫到哪儿，怎么个扶法，当时只是心里有个念头，嘴上没说出来。它就是巴勒斯坦。没说出来有很多考虑，也怕万一想做不成， 做不到。所以纵使我们心中抱着愿望，在语言的表达上只写了“收益全数捐出扶贫”一句。
为什么要向巴勒斯坦难民实施捐献？
当今这个21世纪的世界，如果说它已病入膏肓，那么巴勒斯坦问题就是世界的癌。如果追究9.11事件的起因，应该说，由于巴勒斯坦的侮辱和压迫永远不能得到解决，使得一些思路极端的人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它是一个事情的结果，而非一个事情的开始。
人类在历史上存在的阶段是短暂的，但像这样经久不息的、固执的、反复不停的屠杀与压迫，居然能长久存在，原因是不义正横行世界。
当听坏消息使听众都听得疲倦的时候，抵抗者会不会疲倦、悲观、放弃、甚至妥协或投降呢？不妥协会不会被彻底消灭呢？人们都在想： 坚持下来的最有骨气的人总是少数，到那时，巴勒斯坦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只是，如果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会坠入新一轮由不正义带来的巨大报复中。那是未来的世纪的事情，不知道在座各位会不会赶上。但我想世界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的，它不会允许任何一种不义长期无限地、千年地统治这个地球。任何势力都在消长，不义統治世界只是一时的。从历史的眼光看来从来都是短暂的，绝不可能是 的。而在今天，我们以全部的智力和良知所能认知的一个道理就是：巴勒斯坦的问题是世界正义最基本的一个底线。
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把我们的收益——哪怕只是一种象征，因为我们都不是富人——把这样一本书换得的一点钱送到巴勒斯坦难民手中，是有意义的。至少对我个人，有巨大的意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由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起点成长起来的人，我找到了一个对得起自己历史、不侮辱自己生命的终点。
把书换成一笔钱，亲手捐献给巴勒斯坦的难民！这是一项对于我来说重比泰山的事业。
一旦心想，便成矢志。我们热烈地、日夜盼望着实现它，盼望着把自己心血之作的收益当成诚挚的心意，送到不义肆虐的巴勒斯坦，送到难民的手里去！
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下，大业付诸实践。很多朋友介入进来。两个人的力量，永远比一个人大，而且不止大一倍而已。
总之，义无反顾，言出必行，我们把十万美元带到了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我们到达的，是巴勒斯坦难民生活的地方，而不是巴勒斯坦应该有的、巴勒斯坦国的土地。我们能选择的，只是巴勒斯坦难民在从年以来、在几次战争中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如今不得不生活的外国土地。
目标中，比较可靠和能做成事的地方，是约旦。
4
下边用30张图讲解。
这个箱里装的就是10万美元，共个信封，每个信封里装着美元
我们找到了约旦的一个慈善组织，希望他们帮助。
他们表示沒问题，问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我说：我们的原则是yedbiyed。“手递手”。
阿拉伯语的yedbiyed非常传神，一个词组说出了一切。我们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同意中介或任何组织机构的转手，而是一定要把我们的钱，亲手交到巴勒斯坦难民的手里。我说，只有这一个原则，没有任何别的原则。
慈善组织提出建议：阿拉伯巴勒斯坦的难民确实需要援助。但是约旦接受这些难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接受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意味着压力转嫁到约旦贫苦农民的身上。土地分给难民，水分给难民，所以，是不是也给约旦穷人也发一点？
我们说没有问题。伊斯兰的天课只是救弱扶贫。约旦的贫苦农民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土地、用水、一切最直接的物质援助，我们给他们一点帮助，理所当然。
如果没有这个组织的帮助，工作很难进行。场面失去控制怎么办？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间谍特务的破坏。但当时没感觉，当时胆子大。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如有神助。
这张图写的是Gaza难民营——请留意阿文：难民营（Mukhayyam）一词的词根是帐篷。
对加沙地区流出的难民，约旦*府不给他们护照，不给他们国籍。沒有国籍大量的工作就没法从事，限制难民的工作有87种之多。87种，人知道的工作几乎都包含在内。
现在为止，巴勒斯坦的难民的生活方式是一部份人到海湾国家当石油工人，把挣的钱往回寄；再一部分就是靠就济；还有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人自己开小店做生意，比如说卖建筑材料。因为以色列隔几年就来轰炸一次，房子总是不断地被夷为平地。大家要生活，哪怕是用几块铁皮板作建筑材料也得买，所以这种商人在这里比较活跃。另外阿拉伯人生育率很高，“早晚我们人多势众一定会战胜他们”——这是阿拉伯人喜欢开的一个玩笑。所以也有很多卖尿不湿、儿童用品的小商店。加沙难民营所有的难民都来自加沙，他们没有约旦的护照和打工证，谋生手段几乎为零。约旦人介绍说，比如，联合国和某一个国家、或慈善机构有一笔钱来了，医院，采医院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都交给巴勒斯坦难民自己来解决。买卖建筑材料，其中就会有利润，巴勒斯坦人来当工人，工资就流到了难民的手里。我们抵达的 个村庄，杰拉什的加沙难民营，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出发前作了一面旗子。在国内做好的，上面是一个巴勒斯坦的国旗，下面是用阿拉伯文和中文写的“以《心灵史》收益援助巴勒斯坦难民天课决行现场”两行字，中间是那个书封底的地球和?字的图案。
两侧中阿文的大字：左边是正义，右边是天课。这次，我们用的最多的词，是阿拉伯语Aladal,即正义。
我们毎到一个地方就把旗子挂起来当做背景，捐献行动就在这面背景旗下进行。然后拍一点照片或视频，带回来以备公布，给国内买了书——也就是参与了这笔天课捐献的朋友看。
在加沙的一个难民的家里，这个老人很幽默。他并不像想象的哭哭啼啼的样子。他是年被加沙驱赶出来的，先到了海法，然后又被驱逐了第二次，到了约旦杰拉什的这个难民营。他说，从年到现在，一共有40个孙子。
我戴着象征巴勒斯坦的头巾。世界对这种头巾并不陌生。现在你到西方旅行，在街上常能看到这种头巾。那是年青人向社会发出的暗号：谁是我的朋友？你可以过来打招呼。这是当今世界主要的符号之一，黑白格的巴勒斯坦头巾。
在难民营的镇上，我们穿的是伊斯兰慈善协会的背心。要求我们穿上这种背心，怕的是万一局面不好控制。但一直很安稳，没有出任何事。
我在出发之前写了一篇讲演稿，题目叫《越过死海》。从地理上来说，不管是到黎巴嫩也好，还是到约旦也好，都要飞过地球上 的 点、负于海平面米的死海。当然，这个词儿很晦气，很不吉祥。它更多指的是人心深处的冷漠。我写了一篇简单的散文，考虑到在现场念的时候听众立刻能懂，表达很直白简单。
我们去了五个地点。大家都集中到一个活动中心或清真寺或者是一个孤儿救助中心。在他们的统计表上排着生活水平 的人的名单，我们就按着名单来发钱。我在这五个地点都作了讲演。在这五个场合加起来，接受捐助领钱的，共户。剩下的钱，我们自己挑人，到个别人家去家访——整个捐献活动就是这么做的。
现在场帮助我翻译的，是在中东留学多年的中国穆斯林留学生，他们的阿拉伯语非常非常棒。我在语言上受了很大的启发。为我自愿翻译的，是甘肃的穆斯林留学生，伊斯兰法学博士。
我们小队有一个原则，是一定要双手把钱递过去。双手送上钱，握手，问候。绝不能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不能让他们感觉好像我们是来施舍的。我在讲演中说：
“钱属于造物主，它只是经过我们的这只手，到了你们的那只手上。
我们只希望：不要因为接受这一点小小的援助，而 了你们高贵的自尊心。”
就这么简单。
这是到了一个难民家里，往下大家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照片。巴勒斯坦人黑人成分之多让我很震惊，原来我以为巴勒斯坦难民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的肤色。沒想到黑人的比例很高。
这是难民营的外观。这种建筑就是棚户区，硬纸壳或铁皮板撘的房子。
前面的三个大学生是约旦当地的大学生。我们 次捐款的时候，他们怕我们有什么闪失，就来给我们作自愿者。
实际上事情发展的比我们想象的平稳、庄严、充满自尊，这是我作为当事人的一点感觉。我们也尊重他们男女有别的风俗。在给钱的时候，如果对方是男性就由我和我的朋友来递。如果是女性，就由我们小分队里面的女性来做，我们尽量避免产生由男性递钱这样一个有点不太尊重的微妙的感觉。事实上更多的情况是男性不好意思出面，都打发女的来排队。她们穿上礼服，黑袍子把头裹住只露出一只眼睛。
这是我喜欢的照片。戴着象征性的头巾，有一种好像加入了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感觉。
我们本来打算援助50户人家，每户0美元，这样援助的力度大一点。结果他们说不如家人每家美元。我们说都可以，家的话比较麻烦，需要组织，他们说没问题，我们就同意了。
这样在每次捐献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集体场地。然后有很多人跑来跟我们聊天，尤其在讲演之后，因为讲稿里边有我们的心情和目的，很多人听了以后就来跟我们交谈。
这一位戴白盖头的妇女就是主动过来跟我们交谈的。她说我是一个烈士的妈妈，我的儿子在加沙牺牲了。我说，你的烈士儿子，有什么留下的照片吗？她说你看，我的手机里有他的照片。我就用相机把她手机里儿子的照片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是她儿子的烈士证书。
我想在这儿补充一个别的话题。我在出发之前看了大量关于巴勒斯坦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 摄影家广河隆一写的《巴勒斯坦》。他是在3年报道伊拉克战争最深入的摄影家、又是在年夏蒂拉难民营那场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屠杀后，当尸体还在蠕动的时候、赶到现场的全世界 个新闻记者。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文化教养非常丰厚，他不想用摄影师的图片，而是直接写了一本当前史。这本历史书写得非常生动，所有情节都有作者亲临现场。
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认为：错误是对等的，错事是均分的。以这种观点看世界，是这个世界 的危害。我推荐大家看看日本摄影家广河隆一写的《巴勒斯坦》。他讲的非常具体。比如说今天以色列出动了多少飞机，杀死了多少人，白磷弹在人的尸体上钻成一个圆锥形的洞，一直往下烧。人早死了，烧过皮肤，烧过肌肉，烧过骨头，还在烧，一直变成灰了，只要那个磷还存在就一直吱吱吱地转着圆圈烧。在这样的屠杀之后，一片死寂。人、房子全被轰成了瓦砾。在这个时候，哈马斯打回去一发自制火箭弹。
就这样，巴勒斯坦用千比一的比例向世界宣布：我们不投降。
就是因为这一步不投降，就是因为这一点抵抗，使得巴勒斯坦问题在64年之后依然存在。它依然是世界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关于正义与不正义、大事与大非的一个根本问题。
“国际秩序”可以掩饰，可以不报道，可以动用强大的媒体来歪曲，但没办法不正视它的存在。中国的电视台用作中性态的、无耻的腔调复制着西方的宣传：以色列的对空导弹拦截了哈马斯的火箭弹。我坚信，如果是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新闻会是 手的，背后的内容也会很细致：这块土地曾被以色列在哪一年和哪一年怎样蹂躏过、这一次又有多少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死亡、躯体上白磷弹怎样还在燃烧、房屋第几次被打塌、人怎样被埋在下面。同时——哈马斯打了几发自制的火箭弹。
回过头来。这个母亲，因为她有儿子的烈士证书，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受到了深深的尊敬。尊严是会传染的，就好像卑鄙也在传染一样。这个妈妈非常有尊严，她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不是那种充满排不出的隔年臭味的贫民窟。虽然什么家具都没有，他们盖起了自己的新房子，充满了庄严感地生存。
在北京打工的两个宁夏固原小孩（他们的爷爷跟我很熟，）孙子在北京打工，他见到我们要去巴勒斯坦，我们忙得不得了，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就来帮忙。
我发现这孩子思想在动，脑子在转，他老觉得这件事他想参加，但是他一个打工娃拿不出1块钱来。我心里也觉得很难受，但我不能给他开后门，因为这样的后门一开就没完没了了。后来这小两口到我们家来，送给我们这个沧州体的太斯密十字绣。
“太斯密”的意思就是“以慈悯一切的真主的名义”。这种沧州书法体流传很广。在中国东部，百分之七八十的淸真寺中都在用这个字体。有意思的是，十字绣是一种欧洲也流行的手工艺。我们当场决定，这幅十字绣，我保证送到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一个清真寺里。
我跟他俩说，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让你得到一本书的。我们动员了一共五六个富裕的企业家，让他们掏出钱来，买书捐给无力购买、但是应当拥有书的人。散文《大坂城的寒夜》讲过的大坂城清真寺的一个固原青年，总在街头书摊上看书。书摊没人光顾，唯有他一人天天立读，竟然读得出了名。我们动员富裕的朋友买书送给他。对已经离开了大坂城的固原青年，至今我们还在寻找。
同样，我们动员一位老板买了一本书，给了赠送十字绣给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西海固小夫妻。我手拿的，就是他们的十字绣。这幅十字绣送给了杰拉什加沙难民营。
这个是我们的签字簿。在书的校样中，一本是全部文字而没有装帧；还有一本是白纸书，供校对皮样、特种纸、封面封底设计等。我当时就想，这本白纸书，要用在特殊用途上。
我们临出发前刻了一枚图章，是用阿拉伯文刻的“以《心灵史》收益援助巴勒斯坦难民天课决行现场”章。下边是签字格，就是让巴勒斯坦人留字纪念。巴勒斯坦人识字率是很高的，几乎没有文盲，只有极个别一两个的老人表示不会写字，只是画一个道就算签字。但更多的是签名，有一部份人是认真的留言。这个本子，是我获得的珍贵礼物。
我有两个黑白格巴勒斯坦头巾。一个裹头的，一个挂在脖子上的。脖子上挂的围巾上，印着阿克萨清真寺，旁边的一句话使我永远难忘：AlGuduslena!(耶路撒冷是我们的)——读着感到热血沸腾。
去难民营的路途中，路上有十字*时期的萨拉丁城堡。
街道两侧是难民开的小铺子。卖尿不湿、建材、生活杂物。
有一家人，儿子的精神受到了过份摧残，精神超脱了意志崩溃了，人变成了一种残疾人。因为怕他发病伤人，家人居然用铁链把他锁在拦杆上！
有一个小说叫《大卫的伤疤》。小说是一本巴勒斯坦简史，可以了解巴勒斯坦的全貌。小说中写到一个小孩，被以色列抓走了一个月后，放出来了，但从此这个小孩不说话了。谁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谁也不知他遭受了什么。反正他永远地缄默了。在约旦杰拉什难民营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个小说。
病人，残疾的老人，充斥着难民营。
北京的一个穆斯林老人，九十多岁了，他参与了我们书的工作。对参与编辑的人有一本赠书。我临走前去看他，他拿出1块钱来。我说，给您的一本是赠书，您不用拿钱。他大怒。
他生气了，喊着说：“这些天，夜里我一想起巴勒斯坦难民，就哭着醒了过来！这笔钱你必须拿走，这本书的这个钱，必须要有我一份！……”
他眼泪流出来。我不敢跟他再争，九十多岁的人，今年几次病危。
但就在那一刹那，我下定了决心，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干成。我在那一天决心下定，不是在别处，我要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完成这次捐献。本来我在朋友们的短信中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捐助 目标为巴勒斯坦难民”。话的潜台词是还有第二目标。 目标实行不成，我们转到别的地方干，新疆西藏，西海固等等。但是在那一天我下定决心，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一定要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把这件事干成！
我说，这样：您拿着这钱，再拿着这本书，照一张相。我拿着这照片和您这份钱，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时候，交给一个和您年纪差不多的老人，让他再拿着您的照片照一张相，我带回北京给您。
这件事情，今天我已经能轻松地说，都如愿做到了！
这是一位巴勒斯坦老人，拿着那张北京老人的照片。
他手里的照片上，北京老人一手1元天课，一手拿《心灵史》。这张照片给的，是一位从杰拉什加沙难民营的老人，他从加沙被驱赶出来。
我们把北京老人的故事告诉他，也把美元（实际要比1元多一些）交给了他。然后照了这张一手拿着中国老人的天课一手拿着他的照片的、巴勒斯坦老人的照片。
待回到了北京，我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北京老人。他对这幅照片无比珍视，印了好多张，分送给朋友。
至此，每个人的心愿都实现了。所以，当出了那户老人的家门，两脚还踩着杰拉什加沙难民营的沙砾土地时，我用手机短信这样通知国内的朋友：“你的美意，我的决心，均已实现。”
这是难民营里的小孩们。阿拉伯的小孩儿活泼得不得了。我想全世界的小孩儿都一样。儿童生活在任何时候，不管现实多么残酷，天真快活的朝气会压倒一切！那种就是要玩、要闹、要追着跑的劲儿，莫名地给人一种巨大的鼓励。我们被这里的小孩儿追着，跑着，把我们从北京带去的一些小礼物送给他们，他们都很开心。有一个小女孩儿一路跑着，追着我们的车。我现在觉得后悔，应该停下来再跟她玩一会。
这又是一家人。他们一家人在难民营的小院里画满壁画。
画中，门上边是一个阿克萨清真寺，这是一个巴勒斯坦地图，用国旗色涂满。注意，这个巴勒斯坦地图是年之前的巴勒斯坦地图，这与一次次妥协后改变的地图是不一样的。人民心中的巴勒斯坦地图，是这样的地图。两个手指的胜利标志。小女孩儿在跳舞。左边很清楚，是阿拉伯语“安拉”。
这照片给我一个联想：在巴勒斯坦问题发生之前，世界是怎样的呢？
这又是一个黑人家庭。巴勒斯坦难民中的多人种、多民族的构成，令我震惊与开眼。
年后到底有多少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遭受了 ——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的很少、但必须穷究的问题。巴勒斯坦难民中有很多基督徒，并不都是穆斯林。因为巴勒斯坦是世界的底线，因此几乎所有国家与*府，都在表示对巴勒斯坦的声援。
我的讲演词中的 句是，我生在年。当我出生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们被驱逐着离开家园的队伍中，可能有些小孩儿呱呱坠地，和我正同年。
烈士母亲的家。她的丈夫是一个很自尊的人，全力以赴盖了一座新房子，盖好四个月后丈夫去世了。这个家庭有很多的故事，可惜我们的时间不允许聊太多。
我们只剩下0美元了，剩下的一半儿给了她家。这个母亲给我们讲的故事，包括她儿子的故事，我没听全。两个阿拉伯语很棒的、在叙利亚留过学的中国穆斯林留学生，在听妈妈讲述的时候都哭了——我没有追问。
以上，是年我与我的战友远赴中东、在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把《心灵史》纪念版的收益十万美元捐献给了巴勒斯坦难民——的概要介绍。不用说，这一行为的目的，是向我的读者——呼吁天下正义。
因为正义乃是文学的基础。
我愿意公开的，
我想投入社会的，
我竭力呼吁的，
我蔑视世间议论独自珍惜的一切，
——都在这里。
5
，我想说几句话作为结束。
一个民族的总结必须是历史的行动。一个知识分子或一名作家的总结，应当是一生一度的行为、应当是类近于牺牲的全部人生轨迹。当然，也包括文化的归属，以及最终的*治指向。
我写过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罪恶的话，那就是用血统的原因对人进行等级的区别和歧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 的罪恶；一分为二，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这场社会运动还有什么值得将来再思考——像我刚才说的，无论如何，强大的官僚体制曾经有过一瞬在人民面前呼喇喇完全崩塌屈服，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专制的国家来说，其意义之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对封建的特权主义的决不妥协，奠定了投身人民的思想基础。这就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在以西海固为代表的大西北寻找和深入民众共同体的行为的思想注释。《心灵史》一书还仅仅是结晶的一部分，因为投身人民的感触、收获、识见、本领、学知、意义一项项都丰满至极，难用语言予以概括。
但投身民众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时代的理想。
对一个大时代的理想和正义不歇地追究、甚至以命相许——正是数十年前，红卫兵作为一代青年的象征符号诞生时的初衷。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治的泥淖玷污了那一初衷、使我们实际上未能融入世界青年追逐正义的大潮，那么今天我们仍然可能补救。
正义——Adal，没有比它更美好的理想了。
我逐渐发现，年开始的世界青年运动中，从青春与理想的前沿蜕化变质的，其实只有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对革命破口咒骂的现象，唯在中国最为醒目。但我不能容忍如此的对生命的侮辱。
初衷可能锤炼，罪过可能救赎，人可能脱胎换骨。说到底，红卫兵这个词汇乃是我私人的作品，我有权让它完成一个完整的轨迹。
同样，中国的穆斯林共同体若想不遭到历史的淘汰，若想在未来焕发出新的生命光辉，也必须勇敢地走向更远大的理想。
在举目茫茫的奴才喧嚣中，我与《心灵史》中的哲赫忍耶，与我的朋友们义无反顾，越过地球的死海，越过人心的死海，走向了不义肆虐的巴勒斯坦。在大能安拉的眷顾之下，我们逢险化夷，心想事成，从中国到中东，画下了一条酣畅的轨迹——或许，它也是一支笔的 墨迹。
如果人们说，中国的大多数六十年代人和作家都已经异化了、背弃了、被体制重新吸收了，在体制中坐大肥满了——
那么我想说：我是否决他们的异类。
年10月
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日本中央大学、上海亚洲国际论坛等地共7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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