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经济 > 管仲思想对洪武治国理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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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雕像
??钟山阳谷梵王家，帝释台前优钵花。
??游戏但闻师子吼，比丘身衣锦袈裟。
??????????????朱元璋《游钟山》
?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即近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在世界各地距离几千公里的不同地方同时出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圣人：希腊的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摩尼；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在轴心时代初期在世界东方的中国更是出现一个人类超级圣人：管仲！这以后世界依次又出现老子、庄子、孔子等几大圣人。轴心时代后两千五百年里世界又出了两个圣人就是公元前4年巴勒斯坦的耶稣以及公元年阿拉伯的穆罕默德。轴心时代，为什么在全球相差几千公里不同角落同时出现这么多圣人，吕文郁先生在《春秋战国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中分析其原因，这里不作赘述。
?洪武皇帝不仅是一位卓越的*事家，更是一名伟大的*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才能也是非常杰出的。在中国历朝历代开国皇帝中，*事杰出的比较多，但*治才能 的比较少，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1）清赵冀在《廿二史钊记》这样评价太祖皇帝：“文学明达，博古通今”（2）
?元朝末年，*治腐朽、经济凋敝、人心涣散，饿殍遍野，太祖皇帝在打仗同时，始终把富国安民、救民于水火作为己任，一刻没有忘记对国家的治理。他唱民意、收民心、切中时弊、拨乱反正，继承和发展道家、法家、儒家学说，以“平等”、“和谐”、“民主”、“自由”、“富强”为标准来治理自己理想中的国家，要形成“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的协调共处关系，避免“役民致贫富不均”社会现象。
管仲画像
?管仲（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名吾，字仲，乳名芒种，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 宰相，中国历史上杰出*治家、*事家、思想家、改革家、文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外交家、教育学家、圣人，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的创始人，号称“理性思维大师”、“系统大师”、“华夏 相”、“圣人之师”，“圣人中的圣人”。《左传》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3）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能够全面实现此“三不朽”者，唯管仲一人而已。虽然管仲距离现在近三千年，但他众多治国、育人方面深远思想理论影响着我们，他所提出的“以民为本”、“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权为民用”、“诚信为本”、“礼仪廉耻”、“以法治国”、“以商止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等重要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各族人民，因为管仲是 一个宰相圣人，所以他能把自己的重要理想蓝图付诸实际。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管仲最注重经济和农业，尤其是他的“轻重论”成为其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4）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齐桓公执*期间，在管仲的辅佐下，对内*、经济、*事等多方面进行改革，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事实力，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使其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管仲的治国思想方针也深刻影响着洪武治国的理念，下面就管仲几条重要思想分别阐述其对朱元璋治国理念的深远影响。
1、“立*为公、以民为本”核心价值观
???“立*为公，以民为本”是管仲首次提出，是管仲治国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管仲治国思想的基础，《管子·治国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性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泽难知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着，必先富民，然后治之。”（5）这里管仲把民富与国富统一起来，他提出民富是前提，只有民富，才有国富，国家才能够强大，同时管仲也指出民穷社会所出现一系列问题。
?《管子·版法》：“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6）因为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凡利用权力侵夺天下利益者，必然被人民所推翻，这一进步思想在管仲治国理*的实践之中得到来很好的践行，当*者必须把立*为公、权为民用作为 要义。他提出，所谓立*为公，就是“权为民用”、“利天下之人”、“与天下同利”，而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谋私利，社会公平乃是以民为本的基础。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时 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以岗位要求推荐相应人才，即使他的“大恩人”鲍叔牙也不例外，他的子女没有一个人从*，也充分体现管仲“立*为公”“权为民用”而不是为自己谋私利的思想路线。
?在元朝统治下，中国的农村经济遭受了残酷的破坏，又经历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争，农田荒废、经济凋敝，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由于洪武皇帝幼小时期饱受元廷的迫害与摧残，他深知底层人民的疾苦与不幸，农本思想一直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立*为公，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在洪武国家治理过程中一直坚定不移地被贯彻执行。
?发展才是硬道理，如何迅速恢复经济，解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问题，洪武皇帝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策，施行“慈于民，予无财；宽*役，敬百姓”（7）的*策，而且尽量做到“静其民而不扰，逸其民而不劳”。洪武元年，外地州县官进京，太祖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重要的是休养生息”。?（8）太祖皇帝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在太祖皇帝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太祖的休养生息*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对于税收问题，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施行统治盐铁的经济*策。《史记》曰：“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9）管仲施行“官山海”盐铁制度来代替税收，达到富民强国、以赡贫穷的目的。西汉桑弘羊就是学习管仲“官山海”盐铁专营*策，为汉武帝征战匈奴募集不少资金，但结果老百姓怨声载道，朝堂之上被口诛笔伐，究其原因在于管仲的盐铁专营收入都来源于外贸，最终目的是“以赡贫穷”，而桑弘羊的盐铁*策税收是“与民争利”，却用于战争，老百姓没有得到益处，西汉也因此从文景之治的繁荣盛世步入衰退，桑弘羊自己也因此被灭族。
??洪武三年，太祖皇帝在一次免粮诏书中说:“盖闻自古帝王之兴,必有赖于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资于民力。”太祖皇帝深知没有以农民为主的广大人民在粮食、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支持，革命与帝王之业断然不能成功。洪武皇帝占据金陵后，对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的农民的赋税给予减免，或给以救济，即位之后，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型的租税减免。洪武二年是明初 次大规模地蠲免赋税，之后的三年、四年、九年，也曾在应天、河南、北平、山东、江西、两浙等地陆续蠲免赋税。洪武皇帝还采用*屯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大大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在社会福利上，洪武皇帝颁发三大*策：养济院、惠民药局和漏泽园。养济院就是收留那些没有儿女赡养的老人以及身患重病的人；惠民药局医院，负责收治家庭贫寒、孤寡无助者，并在疫情期间免费发放药材和物品；漏择园是国家免费公墓，负责收葬无人认领的尸体以及养济院老死病故者的尸体。为了这三项*策得以贯彻执行，《大明律》规定：凡发现地方上有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地方官没有将其收住养济院者，一律处以“杖责六十”的刑罚。除此三项福利*策外，洪武皇帝还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福利住房，凡没有房子的居民均可申请，对于吃饭有困难的家庭，*府提供生活费补贴。同时，对于那些假冒贫困户的人一律处以极刑。
??从上面实例可以看出，洪武皇帝不仅在理论上明确了农为国本和民为邦本的精神，而且他在安邦定国实践中始终坚持民本思想，始终贯彻“执*为民，以民为本”的重要思想，他打击贪污腐败，“利天下之人”，充分诠释“立*为公”思想理念。
2、“民以食为天”核心思想
??正如管子说“民以食为天”，太祖深知“食”、“穿”对“民”的重要性，对国家的重要性，管仲拜相后，首要的经济改革就是发展农业，让老百姓先富起来。太祖皇帝尝与大臣们说：“食为民之天，民乃邦之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为了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建国后，太祖皇帝对农村经济进行大肆改革，鼓励开垦荒地，为此需要大量劳动力，太祖解放元朝统治下大批的奴婢，使他们成为自由身，投入到农耕生产中去，为了配合生产，《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这一举措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而且增加了大批劳动力，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明初迅速恢复生产作出巨大贡献。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洪武皇帝发动移民屯田*策。明初，由于连年战乱，疫情流行、河水泛滥成灾，中原人口锐减，中原大地赤野千里，人迹罕见，而未经战争苦难的山西等地则人口稠密。为此，太祖下决心从山西大规模移民至中原地区，史称“洪武大移民”。洪武三年六月，松、苏、嘉、湖、杭五郡四千余户无田耕种百姓迁徙至临濠；同年，漠北、山西一带“沙漠遗民”余户移民至北平；江南14万户居民、山西、真定一带无田百姓迁至凤阳；洪武十五年，广东番禺、东菀、增城等处户百姓迁移泗县；二十一年，山西泽、潞二州农民迁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明朝的屯田也不同于其它朝代就是以*屯为主，明初*屯达多顷，*人自给自足，这大大减轻老百姓的负担。（10）
?耕牛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劳动力缺少的当时，耕牛对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太祖皇帝多次派人到各地采购耕牛，然后发给屯田的农民。为了农耕的需要，大力发展炼铁技术，铁质农具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改良，农耕追求集约经营，十分重视精耕细作，提倡＂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11）
?洪武元年，太祖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凡民田五至十亩的者，栽种桑、棉、麻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每户种植桑、枣树须达株。每年种植的桑、枣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一项重要指标，这些细节更能体现太祖“以民为天”的民本思想，他深知这些措施能保证出现荒年时，老百姓不致于挨饿，这些措施也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到洪武二十六年统计时天下田土、开垦荒地已达8，，顷，粮食储备达万石，棉花总产量达万斤。为了农业生产需要，太祖设置了营田司专管水利建设，大力推行水利工程建设，整治河岸塘堰，疏浚河道。即位之初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年，全国共开塘堰处，疏通河流道。（12）
?孟森《明史讲义》曰：“观明祖之劝课农桑，作养廉俭，已足藏富于民矣。”（13）
3、“统计”的治国方略
??统计是国家制定一切*策的基础，没有统计，所有的国策就是纸上谈兵，变成无源之水。《管仲·七法篇》：“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14）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管仲对统计学的重视，祖庙对策时，管仲就对齐桓公谈及统计方法对安民、强兵、富国的重要性，管仲正是利用调查统计数据来制定国策。
??为了实现对全国田地、人口的管理，洪武十四年，明朝开始推行“里甲制度”，按照职业将全国人口分为三类，分别是：民、*、匠三类，并登记造册。当时民户负责缴纳赋税、*户负责服兵役、匠户则种类繁多，负责各种手工制作，休闲娱乐表演等。当时十户为一保，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分别设保长、里长进行管辖。民户都有固定居所，如果没有官府给开的“路引”，任何人不得离开住所百里之外。而保长和里长，则要随时注意民户的状态，一切情况都要记录在册，包括每户人家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因为当时记录民户信息的册子封面是*纸，所以被称为“赋役*册”，通常人们简称为《*册》。按粮定区，将土地进行编号，每块土地的户主姓名、土地亩数、四至、土地等级，全都记录在册，甚至连土地的形状都要绘成图。在每册的最前面都有本区的土地综图，因为一片一片，看起来仿如鱼鳞一般，所以被称为《鱼鳞册》。
??明初国家*策都是在《*册》与《鱼鳞册》统计数据基础之上制定的，所以太祖皇帝对《*册》和《鱼鳞册》统计的准确性非常关心，他对负责绘制的人员精挑细选，对其工作严格要求，严禁多报漏报，对于违反命令的人一律处以极刑，明末大思想家*宗羲《明夷待访录》：“鱼鳞册字号，一号以一亩准之，不得赘以奇零。如数亩而同一区者，不妨数号；一亩而分数区者，不妨一号。”（15）
4、“以法治国”思想理念
?《管仲·禁藏》对法的定义：“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指明“法”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固有调整系统，是衡量天下人言行是非、功过、曲直的客观标准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当管仲任齐国宰相时，齐国贵族阶级已经相当腐化堕落，管仲采用依法治国方略正切合时要。（16）
?《管子·明法》篇中说:“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识，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夫灭、侵、塞、拥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17）在这篇文章中，管仲 提到以法治国的必要性，然后论述不依法治国的危害性， 阐述依法治国的益处。
??元末*治腐败，纲纪废弛，官僚体系腐败堕落，统治者早就失去民心，太祖说：“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俭也。”“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认为元朝法律过于宽松，很不利于统治，重振朝纲、重典治国正是朱元璋依法治国的集中体现。（这一点我以后有专题进行论述）
??法律作为国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反作用，如果构筑合理，不仅会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太祖皇帝非常重视法律的建设与实践，至正二十五年，太祖就命李善长修订一部律法即《大明律》，之后又修订三次，于洪武三十年五月正式颁发。
《大明律》是太祖皇帝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的，在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定的优良传统，对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进行历史总结，而且还开启了近代中国立法的先河。
??经过明初四大案后，太祖皇帝发现《大明律》在惩治腐败贪官方面明显存在不足，于是《大诰》便产生了。《大诰》由太祖皇帝亲自起草，笔耕不辍，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也罕见，其对贪官污吏严厉程度也是 ，后无来者！《大诰》普及率极高，每户人家均有一本。《大诰》总共四篇，分二百三十六条，约二十五万字，80%以上条款是针对贪官污吏的，《大诰》典型特点就是每一条款均有案例，《大诰》中把问责制进行制度化，有效遏制贪污腐败行为，维护国家稳定与人民群众的团结。
??太祖皇帝制定民众监督机制，实行全民警察制度，《大诰》（第五十九条）记载：“城市乡村的普通百姓，可以将老奸巨猾和在役的官吏，绑缚至京城，用这种方法铲除各种豪强官吏和势力。”在人民群众的监督机制下，贪官污吏无处藏身。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好多开国元勋因为骄纵跋扈违法犯罪被处死，《明史》记载：“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论者每致慨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殊非通达治体之言也。夫当天下大定，势如磐石之安，指麾万里，奔走恐后，复何所疑忌而芟薙之不遗余力哉？亦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乘其锋锐，皆能竖尺寸于疆场。迨身处富贵，志满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扞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亮祖以下诸人，既昧明哲保身之几，又违制节谨度之道，骈首就僇，亦其自取焉尔。”（1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治国的最基本要求，这也是管仲“依法治国”的精髓所在。洪武三十年，太祖与马皇后嫡出安庆公主驸马欧阳论走私茶叶，被判死刑，充分展示洪武皇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从至正二十五年到洪武三十一年，洪武皇帝实行的一系列明刑重法措施，扭转了明初恶劣的吏治环境。不可否认，从礼崩乐坏、吏治腐败、哀鸿遍野的元朝末年到明朝初年，洪武皇帝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典治国的举措，在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整顿吏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几有两汉之风，且驾唐宋之上”社会风气得到极大改善，为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仅仅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策的重心将会发生偏移，必须辅有“礼仪廉耻”的道德伦理来治理。《管子·牧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管仲非常看重国家礼义廉耻道德建设，更看重国君的道德建设，他认为老百姓道德败坏根源在于国君的道德出了问题，所以《管子·牧民》曰：“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19）
?明朝自太祖皇帝开始就是以“仁孝”来治理天下，太祖与马皇后的陵墓名“孝陵”也足见太祖皇帝以“孝”治理天下的初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以仁孝治理天下”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这在中国各朝各代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太祖曰：“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一家治矣。家既治，达之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20）《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也要受到杖一百的刑罚。子孙对祖父母、父母，妻妾对丈夫、弟妹对兄姊进行骂詈或殴打，要处以凌迟、斩、绞或其他刑罚。百官不得擅离职守，但闻父母丧，不待报许即可离职奔丧。至于遇到父母丧，匿不举哀，冒哀出仕，居丧嫁娶，或弃亲之任等违背孝道的行为，都在禁止之列。太祖认为一个连父母都不孝的人不可能忠于国家，从*后也不可能以民为天，造福于民。
?除了刑法外，洪武皇帝在农业、工商业方面也进行立法，全国垦田面积和人口数量大大增加，到洪武二十六年，可耕田亩达8顷，人口数量达；建立了匠户匠籍制度；商业立法以重农抑商为基础，对盐、茶采取专卖*策，颁布《盐引条例》和《茶法》。《明史讲义》：“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21）
5、外交策略
??在对外策略上，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22）孔子说，管仲之前中国依然处于野蛮未开化状态，是管子打开了华夏文明的大门，从此以后，中华民族开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有的历史学家分析原因认为是“尊孔不尊管”，相比管仲在*治、*事、哲学、经济学、阴阳学、科学、教育学等各领域全面开花，孔子只是在教育方面有所建树，在其它方面成就都远远不如管子、老子。德国近代哲学家、辩证法创始人黑格尔对管子、老子思想理论推崇备至，而对孔子的思想却嗤之以鼻，他认为管子、老子的思想理论是囊括宇宙之精华、开创人类哲学之先驱，而孔子的学术思想浅显易懂，缺乏思想理论高度。（23）
?明初，洪武皇帝施行与民休息*策，在对外*策上，洪武皇帝也一反元朝使用武力的做法，而采取和平外交的策略，洪武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洪武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和平共处的外交*策也是明初经济得以迅速恢复的关键因素，充分体现太祖皇帝“以民为天”、“富国安民”的基本治国思想。
参考文献：
（1）、（7）、（8）、（18）.张廷玉：《明史》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年版；
（2）.赵冀《廿二史钊记》卷三十二《明祖文义》；
（3）.左丘明：《左传》
（4）、（5）、（6）、（14）、（16）、（17）.《管子》；
（9）.司马迁：《史记》；
（11）.马行空：试论朱元璋恢复农村经济的改良*策》，教学参考P12-17；
（15）.*宗羲：《明夷待访录》；
（12）、（10）、（19）.（20）.《明太祖实录》卷；
（13）、（21）孟森：《明史讲义》；
（22）.《论语·悟学》篇；
（23）.（美）弗雷德里克顿·拜塞尔.《黑格尔》.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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