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经济 > 专题丨深化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
当前位置： 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经济 > 专题丨深化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
陕甘宁文艺作为中国文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立足点和新起点，同时也是共和国文艺、新时期人民文艺的重要起源和精神母体，受到学界长期 《西行漫记》集新闻通讯与纪实文学为一体，但自始至终难掩鲜明的个人色彩，只需细读其中的风景描写，便能对此心领神会。六月的北京，尚未启程的斯诺便看到“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当行至半途，面对*土高原变幻无穷的山丘时，他赞叹道：“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象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甚至夜宿村庄，睡在村公所的一间“有臭味的屋子”旁边，躺在露天的两扇破门板上，他也依然能注意到“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并且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在《西行漫记》中，新闻记者的严谨客观常常与旅行家特有的浪漫诗情交替呈现。
斯诺的旅行者心态其来有自。他自小深受马克·吐温的影响，渴望像哈克贝利·费恩和汤姆·索亚那样从事冒险旅行。早在中学阶段，斯诺和他的伙伴们就开始了长途旅行。年，斯诺瞒着父母制订了为期一年的旅行计划。在年来到上海之前，中国仅仅是他旅行计划的一站。然而斯诺的“旅行”，内涵却与今日不同，恰是20世纪“东方热”的产物。在启程后留给父母的信中，他表示了对目下“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和劳神的思想方式”的不满和厌倦，对“传说中的、遥远的地方”的心驰神往：“许多城市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使我无法集中精力：‘加尔各答’；然后是‘巴勒斯坦！’；‘上海！’。”（参见《埃德加·斯诺传》）
斯诺的这一段心理活动，或可看作20世纪西方精神危机的缩影。垄断资本与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到来，使人们被异化成“一部庞大的机器里的一只齿轮”，生活在“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日子”中，痛感精神的贫瘠与荒凉，因此就想到“那些传说中的、遥远的地方”去（参见《埃德加·斯诺传》）。而所谓“遥远的地方”，就是神秘的东方。斯诺访问陕北的年代，西方正处在新一轮的“东方热”之中。文化殖民的传教热情，逃离现代工业城市的渴望以及一战留下的精神创伤，诸种复杂的因素促使一大批西方人踏上前往东方的旅途，将异域风土的美丽与污秽一一付诸笔端。
“东方热”的影响，在斯诺的文字中时或可见。斯诺初抵上海时，与“向西部迁移的同一代美国人”怀着同样的浪漫冒险情怀，渴望着探索未知的世界。在这种激情的驱使下，斯诺饱读东方学文献，并为之沉迷，“我读得越多,就越使我倾心而沉溺其中”（参见《斯诺眼中的中国》）。在“好奇心和猎奇的欲望”的促动下，在《马可·波罗游记》的诱导下，斯诺游历了台湾、广州及缅甸、印度等地，并在云南遇到了 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参见《复始之旅》）。洛克在该地的考察文字和摄影作品激发了詹姆斯·希尔顿的创作灵感，后者于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线》创造了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东方乌托邦——香格里拉的神话。而在这本书出版前不久，斯诺也以一系列的报道记下了自己在云南等地的漫游见闻。对这一段神奇的东方之旅，斯诺晚年依然念念不忘。
基于这样的联系，我们再来审视《西行漫记》中的“风景”，便不难发现其中内嵌的“东方情结”。尽管斯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边区的制度和日常生活，然而野性的色彩却时常不可遏制地跳跃于笔端。例如当他从保安出发，经过内蒙古草原时，即发现“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在野羚羊的跳跃瞬间，旅行家的眼神、探险家的眼神惊鸿一现，他如此兴奋地注视着这造物的奇迹。当离开边区，在南部边界，他捕捉到“两只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窜过一片空地”。这种大自然中跃动的生命活力，正是“一部庞大的机器里的一只齿轮”的生活中遍寻不见的稀世奇珍。斯诺更将红*的艰苦行*视作“中学生的假期远足”，“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歌声，“许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 。有的绳子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居然让他生出“这是一支*队吗”的疑问。
行*是陕北游记中常见的“风景”。然而，将*人与小动物并置，勾勒亲切和谐又略带一点滑稽意味的“假期远足”画面，不能不说是斯诺别出心裁的创作。这画面无疑是他文化心态的投射，其中蕴藏着亲近自然、顺应自然的美好想象。这个“年轻的中国”虽然抛弃了“古老中国”的厚重、神秘与忧郁，却并未脱去田园牧歌式的底色，同样令人向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除去对异域风景的迷恋，不管斯诺对年轻的红色中国抱有多大的同情和欣赏，他依然与他的“东方学”先辈们分享了很多陈规陋见。比如在《西行漫记》中，他对红*剧社的赞美竟是建立于对传统京剧的厌恶，更不用说他把儒家经典看作“陈腐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在一定程度上，斯诺对红色中国的认同恰是因为其背离“中国”的一面。在这里，东方乌托邦的想象与东方主义的偏见交织在一起。
写作《西行漫记》时，斯诺已在中国游历了八个年头。最初的文化新鲜感已然淡化，全面抗击法西斯的炮声却即将引爆。或许正因如此，《西行漫记》一书的“东方情结”隐蔽在严肃客观的纪实文字之中，不易为人察觉。但如果考虑到《西行漫记》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和广泛影响，我们可能不得不正视的是，这一“东方情结”同样功不可没，它伴随着斯诺的浪漫冒险精神进入了革命“圣地”的形塑之中，为其愈加深入人心贡献了耐人寻味的别样力量。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数据库建设与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
整理研究
作者简介：冯超，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陕甘宁文艺、抗战文艺及其文献史料研究。自年以来，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郭沫若学刊》《新文学史料》《新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省市社科基金项目、校级科研课题3项。陕甘宁文艺是在中国共产*及其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中，发生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国文艺，不仅是中国革命文艺及当代中国文艺的“示范”及雏形，而且也是当代文艺及其“人民文艺”美学追求的基本艺术资源。对陕甘宁文艺不同历史时期及发展阶段形成的文献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就成为建构陕甘宁文艺研究及其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学术知识与话语体系的重要方式，更成为保护红色文化典籍，弘扬和传承革命文化的重要手段。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发展和数字媒介的转型逐步优化了文化的传播模式和传承方式，以大数据思维为主导的资源数据库建设已经成为促进学术研究和文化艺术事业繁荣进步的助推器。陕甘宁文艺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则为革命文学艺术的保护、整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从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府正式成立，到年1月19日撤销，前后历时12年零4个月。其间，中国共产*在以延安为中心，包括三边分区、陇东分区、关中分区、延属分区、绥德分区等五个分区在内的西北广袤土地上，开展及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及其创作活动，同时也留下了一大批既具有独特*治意涵，又具有丰富文化意涵的文艺文献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艺及抗战文艺、延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陕甘宁历史风貌与革命风采的记录者，集中诠释了延安精神的核心所在。早在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在陕西考察时就强调，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应做好这一阶段史料的收集整理编纂工作，将延安精神同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当前，通过多种途径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工作正在进行，很多文化工作者也都认识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数据库，不仅能让我们对承载着民族记忆和时代记忆的红色文化资源有更加系统、充分的认识，同时，对关键性、有效性、真实性数据的充分运用，也对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文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文艺产生了大量传达群众心声、深受人民喜爱且具备大众化、民族化和经典化特征的文艺作品，同时，作为20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所在地，新民主主义*治、*事、文化及文艺的中心，陕甘宁边区也产生了一大批能够为中国革命文艺及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及其艺术选择提供历史依据的文艺作家、文艺思潮、文艺组织、文艺批评等。这些重要的文艺文献史料都是综合了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的复合型数字文化资源。我们知道，在知识生成、文化演化过程中，数据是产生信息、凝练智慧的前提。信息时代，知识及其价值的获取更多依赖于以数据为根本的文化信息平台，而大量数据的采集，规模化数据库的建设，不仅可以将计量学、统计学等量化研究方法引入陕甘宁文艺研究，而且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材料缺失而导致的各种缺陷。因此，在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基础上形成的陕甘宁文艺分析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革命文艺的复杂起源，厘清共和国文艺、解放区文艺或延安文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拓展中国现代文艺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发现现代文艺发展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人文社科领域，文献史料的全面、新颖和真实是保证研究结果权威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必要前提，而 手资料的匮乏往往造成解读时的主观误读或牵强附会，成为阻碍研究向前推进的巨大障碍。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手段的充分运用，则为文艺文献史料的搜集、保存和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持。在资源数据库建设之前，研究者往往需要承担收集、整理、阅读文献史料的巨大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随着资料获取难度的提升，这一现象已经成为阻碍研究者以实事求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和方法回应错误观点和结论，解决系列重大问题，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鸿沟”。可以看到，部分陕甘宁文艺研究成果因未能充分利用原始文献史料，无法突出真实性、翔实性和系统性，直接导致低层次重复性成果比较多，原创性与时代性成果不足，这大大降低了陕甘宁文艺研究的水准。从理想状态来看，建设、利用资源数据库系统，不仅可以使相关文艺文献史料得到完善的保存，还能大大消除资料鸿沟，使身处不同地区的研究者加快获取文献史料和数据信息的速度，对促进海内外与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大有裨益。当资料获取难易程度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仅靠独占资料从事学术研究的模式可能无法持续，易于搜寻的史料与考证学的兴起又促使研究者不得不提高对史料的剪裁、理解能力，这对未来的陕甘宁文艺及延安文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文史研究者*一农提出的“e考据”研究理念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论争，对史料的“肢解式”理解与“碎片化”处理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但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尤其是各类文艺文献史料的数据化，依然在拓展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扩充史料保存、利用范围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而这也是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及其学术研究的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史料挖掘·知识生产·记忆承续
——以陕甘宁地区革命纪念馆为例
作者简介：张瑶，山东滕州人，现为陕西师范大学级博士研究生，曾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数篇，出版编著1部。
由于陕甘宁文艺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或者说，陕甘宁文艺创作归根结底是体现“*的文艺”观念的具体样态。因此，就从事陕甘宁文艺研究而言，研究者也理应将藏有大量原始文献的各大专题纪念馆当作是不可忽略的“史料来源”，并进而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陕甘宁地区革命纪念馆”中存有的文艺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搜寻与排查。
而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树立史料的“分类意识”，对革命纪念馆中不同类型的馆藏文献进行科学系统的考辨与梳理，这样才有利于确立史料的使用价值、适用领域与阐释限度。毋庸置疑，在馆藏文献中所收录的作家手稿、作品的初版本、原始的报纸杂志以及画稿图像等，可以说是最能反映陕甘宁文艺创作实绩的明证，我们也可将其看作是与陕甘宁文艺文献贴合度 的“优先级”史料。例如，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就陈列有李季所作《王贵与李香香》的手稿、王大化所写的秧歌舞稿、冼星海在鲁艺授课的教案以及《草叶》《文艺战线》等各类一手书刊。而在“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中则保存有较多珍稀的美术名作，如《饮》《向*府申诉》《改造二流子》等。
如果我们能够开掘出与上述性质相同的材料，并为研究所用，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然而，通过调查走访我们会发现，在陕甘宁地区的许多革命纪念馆中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与文艺创作直接相涉的材料。这固然与革命纪念馆偏重于革命*治史研究、凸显与革命旧址相连的某一主题有关，但是在一些较为综合性的革命纪念馆中也存在着文艺文献缺失的现象，这就不得不让我们生发出一些思考。
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出“陕甘宁文艺”在不同所属区域之间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而我们以往常常将“陕甘宁文艺”统括在“延安文艺”的名目之中，这就很容易使我们对“地方性知识”视而不见，并习惯性地采用同一化的研究范式，遮蔽并进而取消了陕甘宁文艺在传播接受方面所存在的地域间隔性与差异性。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重新激活并启用“陕甘宁文艺”这一概念的部分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在革命纪念馆中文艺文献的不足也提醒着我们应该打破人为设置的“纯文学”筛选标准的限制，进一步扩大材料挖掘的边界，提高对于一些馆藏的“边缘文体”如红色歌谣、行*日记、战时家书、学员习作等史料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以动态开放的眼光去看待“文学场”与各个场域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就是说，有关文学研究的“周边性”史料如中共**、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文献同样对构建整体性的研究视野有重大的参考意义，也可以被纳入李怡所言的“大史料”中进行跨界交流与对话。其实，就连革命纪念馆本身所包含的文本叙事（如解说词等）和空间叙事（如馆舍布局等）也可被我们当成更为宏阔的“红色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基于此，我们才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具体地历史地将“陕甘宁文艺”置于多维立体的研究空间中进行考察。
应当说，使上述一切成为可能的前提是革命纪念馆要与高等院校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红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才有利于保证“红色记忆”的传承与延续。那么，究竟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交流联络机制呢？笔者择其要者，在此强调这样几点。
其一，革命纪念馆可与高校共同完成史料征集、课题研究等工作。革命纪念馆具备平台优势，在史料征集、鉴定等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而高校研究者则能够及时地掌握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能够更为敏锐地辨识发现史料的稀缺及可利用程度。因而，两者可在坚持实物征集与口述征集原则的基础上，定期定向地开展史料征集活动，进而形成专业的课题团队，为填补馆藏与研究的空白，撰写高质量学术论文，出版专题性研究著作，创办核心权威刊物，提高双方的科研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二，革命纪念馆应借助于网络优势，尽快实现馆藏数据化、知识共享化，可与高校一起洽谈“数据库”建设项目，并为研究者以及普通游客在史料查询、复制、借阅等方面尽可能地提供便利。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延安市已与百度公司共同打造了“圣地延安数字博物馆群”。这就使得人们能够轻松自如地通过“仿真场景”，获得“历史在场感”，感受红色革命文化氛围的熏陶。但是，有关革命纪念馆的馆藏文献目录仍难以查询，一些内部数据库仍难以对公众开放，所以，这一方面的工作仍有待深入完善。
其三，革命纪念馆与高校应一同促进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与普及。革命纪念馆可将学界 的研究成果以平易通俗的方式运用到解说词当中，以便增强讲解的可靠性与知识的更新性。另外，纪念馆还可以通过特辟“学人专栏”、增设“临展”等方式集中展现本馆以及其他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让馆藏文化与学术文化达成有机融合。而高校研究人员则可借助于完善教学课件、设置文献专藏室等途径，激发在校学生对有关陕甘宁话题的探索研究兴趣。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做好史料挖掘的具体工作，在与纪念馆的交往互动中确立文化自信，构建“红色精神共同体”！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本系列成果刊载于年6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丨往期推荐
学术活动人文社科名师大讲堂丨李继凯：谈谈文学思潮与“大现代”中国文学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做客上林人文社科论坛学术资讯书讯丨《红柯评论集》（刘侠编）书讯丨《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增订本）（赵学勇著）书讯丨《“和而不同”与中国散文》（李继凯任竞泽马杰等著）学术撷英唐晴川丨论建国70年来的女性文学创作及其审美特征杨辉丨“道”“技”之辩：陈彦《主角》别解——以《说秦腔》为参照李继凯丨变则通：在文化磨合中建构近代文体上林工作室
第56期
责任编辑/宋甜甜
图片源于网络/侵删
主编/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
如需转载或使用
请联系本号获取授权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balesitana.com/btjj/47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