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皮肤病医院那家好 http://m.39.net/pf/a_6171969.html弗里茨·鲍尔（FritzBauer-）
在原来的西柏林市中心，有欧洲王府井南京路之别称的“选帝侯大街”横贯东西。用德语说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实在太长，柏林人口拙，习用短语简称，呼之为Ku-Damm。中国人也稀里糊涂跟着叫，听上去就成了“裤裆”，着实怪异。其实这个裆（Damm）字翻译成大街并不合适，Damm原意为坝，自然形成或人工构建的城乡地势较高的部位用来抵挡洪水的。比如荷兰地势低洼，需要到处筑坝杜绝水患，因此地名多以“丹”结尾，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什么的，在此丹就是裆，凡是以丹或裆结尾的洋域地名都是坝的意思。因此，柏林“裤裆大街”的全称应该翻译为选帝侯坝或选帝侯裆。而真正应该翻译成选帝侯大街的Kurfürstenstra?e则是裤裆大街的东部延伸段，此处环境寂寥，行人稀少，多行*建筑，并不起眼。但是路边一个公共汽车站的风雨棚却很夺人眼球，棚内外布满历史图片，其中的一张*卫**官正装照，使得不明就里或不谙德文的路人也大致能够猜到这个棚子与纳粹历史有关。照片上的*卫**官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纳粹大屠杀的象征性人物。公车站位于纳粹时期帝国保安总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IVB4部门（大概可译为4局4处）的办公楼所在，对外称“犹太人移民出境事务总局”，艾希曼为该部门长官。4局4处办公楼原为犹太兄弟会会址，艾希曼们把犹太人赶走，鸠占鹊巢，据为己有，将之变为排犹屠犹的中枢机构。年，德国人还没有开始深刻地直面历史，竟然浑浑噩噩把这座历史意义巨大的楼房拆毁，在原址上新起了一座酒店。在德国人变成好人，开始反省历史罪恶之后，柏林市*府亡羊补牢，利用这个公车站建起了“警诫点”（Mahnort），用以警示告诫后人不忘德意志民族曾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孽。
柏林市*府将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stra?e）的公共汽车站作为“警诫点”，唤起人们对曾经在此办公，已经被拆毁的纳粹帝国保安总局犹太人事务部门所在建筑（图片下方）的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的德国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不寻常的反省悔罪之路。在描述这一过程时，擅长于宏大叙事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喜好拿德国人的基督教传统，比如原罪理论，忏悔习惯之类的说事，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听者则往往被弄得一惊一乍，折服之余，自以为找到了为什么欧洲人能够悔罪，亚洲人至今不愿意悔罪的科学真谛 真理：原来西洋人信基督，东洋人不信基督，西洋人会忏悔，东洋人不会忏悔，信基督会忏悔的人会悔罪，不信基督不会忏悔的不会悔罪。这里的东洋人专指日本人，至于中国人，则是和忏悔什么的无关，中国人一直被东西洋人欺负，尽吃洋人的亏，却从来不欺负洋人，更不会欺负同胞，加害自己人，因此天生没有罪，当然是不需要悔罪的，因此，中国人拒绝忏悔，也不相信反省悔罪什么的那一套。
殊不知，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参见本系列之《JEDEMDASSEINE-铁门与人皮灯罩间的业缘果报》）之后，在“神既爱世人，又为何如此对待世人，又为何容许如此对待世人？”的奥斯维辛之问面前，任何信仰，任何理论乃至任何科学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们在人类作恶能力的面前显得是那么羸弱，那么苍白无力，那么无语无解。而在真实的，鲜活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作恶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是除了鸡汤电影里的那些意淫故事，鲜见其中有谁忏悔，认罪悔罪的。
德国国家足球队年欧洲杯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点燃长明火
事实上，德国能够在战后认罪悔罪，如果没有弗里茨·鲍尔（FritzBauer-），没有这位孤独，愤世嫉俗，也许是很难相处的，顽固甚至可以称作是偏执的老人，大概是很难想象的。没有弗里茨·鲍尔，逍遥法外15年的艾希曼就不可能被送上耶路撒冷的绞架，奥斯维辛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讲仍旧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波兰小镇，我们也不会知道柏林选帝侯大街上那栋曾经属于犹太兄弟会的办公楼对被虐杀的数百万欧洲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没有弗里茨·鲍尔，没有这位旧约中先知式的引路者，德意志就几乎不可能走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永远不可启及的，充满痛楚艰辛的，最终达成民族共识的 的反省自身罪恶之路。
弗里茨·鲍尔年生于斯图加特，父母均为血统纯正的犹太人，鲍尔本人却早早地宣称自己为无神论者，并且加入了社会民主*，投身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从鲍尔这一典型的日耳曼姓氏亦可推知其家族融入德国社会的程度。鲍尔本人也极少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犹太血统。年鲍尔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信任的法律结构》。之后鲍尔在斯图加特任法院助理，两年后，已执法官衔，为魏玛共和国史上最年轻的法官，可谓少年得志。年纳粹*上台伊始，利用“国会纵火案”打压左翼**，鲍尔因为参与策划社会民主*发起反纳粹*权的全国大罢工于同年5月被捕，关押在乌尔姆（Ulm）拘留营，同年年底获释。
少年弗里茨·鲍尔和妹妹玛尔戈特，摄于 次世界大战期间
上世纪卅年代的弗里茨·鲍尔
战后由于鲍尔对第三帝国时期纳粹罪行的不妥协和彻底清算的立场，犯了众怒，被屡遭人肉，年底鲍尔被纳粹释放的原委背景因此被起获出水：在鲍尔等八位社会民主*人被从乌尔姆拘留营释放的同时，当地报纸刊出了一份由涉事八位社会民主*人署名的，致符腾堡州帝国代表穆尔（WilhelmMurr-）并请转呈希特勒的“悔过书”。不过弗里茨·鲍尔（FritzBauer）的名字并不在其中，署名者中有一位弗里茨·豪尔（FritzHauer），而当时在乌尔姆拘留营中并无弗里茨·豪尔其人，因此几乎可以肯定，豪尔就是鲍尔，前者乃后者排版印刷中的误植，也就是说，鲍尔是向希特勒悔过才得以出狱的。这样一来，反抗纳粹的英雄翻转成了叛徒，至少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也多少可以算是个变节分子，而鲍尔本人又对此讳莫如深，对这段经历也从来不曾公开提及，舆论一时沸沸扬扬，特别是被右翼势力高调炒作。
年11月13日“乌尔姆日报”刊载有以“过去的社会民主*人”弗里茨·豪尔等八人写给纳粹当局的悔过书，豪尔名列第二
其实，细观“悔过书”内容，不难发现，此乃纳粹统治下被关押的异议分子重获自由必须履行的手续，这一点与薄家老爸的北平草岚子胡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类似。当时绝大多数被纳粹*权关押者都是签署了效忠信（Treuebekenntnis）或表忠诚书（Loyalit?tserkl?rung）才得以出狱的。在被纳粹拘捕的左翼人士中 有据可查的例外是社会民主* 库尔特·舒马赫（KurtSchumacher-），他因为拒绝签署此类文件而被纳粹*权整整关押十年，有点儿类似六十一人案中的刘格平。事实上，鲍尔等八人具结出狱后几乎都没有消停，继续鼓捣反抗纳粹的左翼活动，因此后人对鲍尔们所谓的变节行为大可一笑了之。不过近来随着对鲍尔高大全宣传的趋势，德国的*治正确派亦有对这段历史翻案的，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断言效忠信是穆尔这些纳粹分子在鲍尔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宣传目的而伪造炮制的，此乃为圣贤隐，多少有画蛇添足之嫌。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德国社会民主* 库尔特·舒马赫（KurtSchumacher-），纳粹时期被囚禁十年，战后成功阻止德国社会民主*与德国共产*合并，避免了联邦德国*治天平向左倾斜
鲍尔入狱前后，根据纳粹的整顿公务员法，他的法官职务被解除。年，鲍尔离开德国，迁居丹麦。年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鲍尔在丹麦的居留许可被吊销，并被丹麦当局拘留数月。为保护自己，鲍尔年6月与丹麦幼儿园教师安娜·玛丽亚结婚。当年10月纳粹开始在丹麦围捕犹太人，在丹麦民众的帮助下，鲍尔与余名丹麦犹太人成功脱逃到中立国瑞典。
纳粹*外交官乔治·费迪南·杜克维茨（GeorgFerdinandDuckwitz-）在拯救丹麦犹太人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战后，杜克维茨（前左举杯者）担任联邦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是总理威利·勃兰特（中立者）的旨在缓和东西方在欧洲对峙的紧张局面的“新东方*策”的重要推手
在此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丹麦瑞典的两国国民和*府以及纳粹德国外交官乔治·杜克维茨（GeorgFerdinandDuckwitz-）的公义和勇气。杜克维茨本是一位有名望的海事专家，年纳粹还未上台，杜克维茨就已经亲近纳粹*，加入纳粹外围组织乃至入*，年进入纳粹*外事办公室（APA），任斯堪的纳维亚事务专员，是一位纳粹老*员干部。年6月底的“长刀之夜”，希特勒为讨好*方，卸磨杀驴，亲自带领*卫队残杀他的纳粹*老战友老干部，（参见本系列《死神还是追上了他-使胜者蒙羞的对受伤的睾丸》），使得杜克维茨开始与纳粹*权保持距离，不久后杜克维茨退出纳粹*外事办，重拾他的海事专业。年9月下旬，时任德国驻丹麦海事代表的杜克维茨从德国驻丹麦 专员维尔纳·贝斯特（WernerBest-）处得知纳粹围捕丹麦犹太人的计划，旋即前往柏林，试图通过自己的人脉，游说纳粹高层，阻止实施围捕计划未果，无奈转道瑞典，得到瑞典*府将接纳丹麦犹太人的承诺后，即在拜斯特的默许下将纳粹的围捕计划泄漏给丹麦的犹太社团。在无数丹麦国民的帮助下，动用了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甚至有救护车消防车，在丹麦生活的约名犹太人中的多人一夜之间从 蒸发，并在之后的数星期内通过海路陆路被秘密转移到瑞典，在被营救的犹太人中有物理学家玻尔父子，弗里茨·鲍尔也在其中。纳粹最终只抓到了位犹太人，悉数关进苏台德地区的特雷津斯塔德集中营（KZTheresienstadt现捷克境内，参见本系列之《金色绊脚石-欧洲圣所侧记（九）》）。由于丹麦和瑞典*府及民间组织的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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