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还得从我的理发“未遂”说起。紫光灭蚊器那充满情欲感的光线好似蚊虫的乌托邦，它们纷纷飞向灯柱，随后便是梦碎花落。在伦敦至开罗近5小时飞行与冗长入境之后，我本是劳累不堪，可在幽暗的紫光下我却辗转反侧，也不是受蚊虫叮咬，也不是厚被子把我捂热，这样说不清的感受恰如昨晚在机场Uber突然支付方式变为无效的那般无解。人生中总是充满费解的虫洞事件，我想。等我收拾好行装，坐在门口的长椅预约Uber时，已然快11点半，我定位的终点是一家精挑细选后的理发店。我在地图上尝试搜寻最近的thebarber’s（khallagah即理发店），然而只零零散散弹出一些店铺，离我最近的那家直接被评论宣判社会性死亡：什么不够专业啦，什么不值这个价钱啦——这样的严厉或是挑剔让我想起booking上印度人和海湾国家人 打低分的传说。我还记得在车臣格罗兹尼入住的那家青旅，老板是给秃顶的中年穆斯林，从任何一个角度我和同伴都不会觉得他“正常”，正当我们自责太过于苛求时，看见一个科威特独行客留言道:”该店主过于反社会人格…”而几经搜寻，位于Rawda岛上的一家名为MKSalon的店评价不错，那就是它吧，毕竟犹豫便会败北。旅店内很封闭，所以直到我下楼才感受到埃及的 缕日光。昨日晚上冷清的街道，远方的探照灯还被沙尘或雾霾遮得迷离，而今外面却充斥喧嚣，左侧是高耸却样式土气的银行大厦，被无云的深蓝色天空映衬着（这通常是亚热带地中海地区特有的冬日蓝）两侧路口都被设置了几排栏杆作为禁止通行的标志。听着混乱车流的涌动声、众人合力产出的白噪音，再仰头打量着周遭土*或砖红为主的联排建筑，我竟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归属感，它只存在于我虚幻的梦境里，它有着 的异国风情——在此我需要摆明我的观点：我反对将任何涉及“exoticism”的话都解释为东方主义的遗*，我认为一切言语的性质都应该从说话者本身的意图来判定，即当我只是想表达一种“不同于自己国家/长期所处环境”的状态时，“异国风情”就无可指责，何况，将“异国风情”定义为“东方主义”这件事本身就是很“东方主义”的思维，因为当我在所谓的“西方”旅行时，我经常自嘲道:“好了，现在我要开始‘西方主义’一番！”——而这背后，是对于烟火气息的深深迷恋。冬季开罗燥热的空气分子里，藏着一种类似火炮筒里硝烟的味道，许是汽车排放出的劣质尾气，也或是哪里藏着的破败工厂挤出的经年的浑浊气体；还有动物粪尿的骚臭味，多半是流浪狗、以及时不时从我面前闪过的用于载人拉客的马。我有点记不清是在哪里道听途说的，大意提到阿拉伯人一向是不喜欢狗的，所以在很多中东阿拉伯国家（这么说是得排除爱养大狼狗的以色列）只会寻见数不清的还没来得及做结扎的流浪猫；而埃及——至少在开罗却是个天大的例外。使用Uber对我最难的部分便是找到一个合理的定位点，因为我经常选到一个很费解的所在。这不，由于不知路障的存在，我将上车点选在旅店门口，而司机似乎又通常是导航系统的提线木偶，于是车辆在即将到达时突然更改线路，从近在咫尺的几十米直接成了1.3公里。起初，我还抱着侥幸试图追赶上它，可即便开罗城堵得和一盘下死的棋一样，我也是鞭长莫及，只好抱着逛街的兴致，找到一个就近的路口，准备半路截住它。破旧的国产车从被行人填满的坑洼不平、又满是沙尘的道路中穿过，我挥舞双手，好像熟人过来接我。为了28埃镑（约12人民币）的车费，司机足足绕了1.3公里。可能是保持着Uber司机的一贯优良作风，他缄默不言，而即便被困在车流中，也从不表现出一丝怨声载道，可能是麻木了。脑海里不禁又诞生出一种苦难者叙事，继而又悲天悯人地想到这个国家是如何的没有希望、没有前程，以满足自己足够真实却又虚妄伪善的同情心。对于冲积岛，我总有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譬如在去到巴黎西岱岛（iledecite）前，会将它的街道景观、人文气质都想象得与其他陆地截然不同，然而Rawda岛带给我的是同样的失望，那座象征“河陆过渡”的小桥再寻常不过，甚至是遍地垃圾，几个老人可怜巴巴地盼着，盼着自己那熏染在烟尘和潜在病*空气中的水果可以寻得一丝销路。 不同的是，岛上那些很明显未经定期修剪的树木。它们在阳光的直射下把鲜活的绿色完全展现，洒下迷离的光影效果，隔着照片也会觉得那个地方真是温暖。那叫叫MKSalon的理发店——我隔着车窗便发现——即便谷歌地图上写着“已开门”也依然大门紧关。司机当然不在乎我具体是到哪儿，于是问道，“是这吧？”我暗自想着，意料之中，便下车。我选择步行前往Nilometer这一处景点，因为我不想错过可以用脚步丈量的那些转瞬即逝的细节。开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座高耸的贫民窟，土*色外墙的联排楼房外总能发现一些砖块作为补丁，就好像一块无字的狗皮膏药。再往南走，便是破败绿树与楼房、小型环岛的结合。这里在素日也并非典型的游客区，而我却挂着相机，恨不得向全世界公开我那昭然若揭的游客身份，时不时会遇见一些从旁掠过的人，用着奇怪腔调的中文跟我问好，还来不及回复半个字，他们便扬长而去。而在一年前的此刻，来自中国甚至是日韩（东亚脸）的游客受到的待遇只有那不断回旋于耳、抑扬顿挫的“corona!corona!”而直到我回到旅店，也未受到这样的侮辱，即便是最有潜力做这件事的那些品德低劣的孩子王及其“喽啰”，也变得识趣起来。如果说疫情对于大部分抗疫不力的国家而言，演变成了一场国际感冒，那么在埃及，干脆连感冒也不存在，因为这里一切如常，除了在肮脏的沙地里会多看见一些被随意丢弃的蓝色口罩，它是用来挡沙而非防护的。如今，糟糕的新冠记忆随着那批委屈游客的归国而被遗忘，仿佛这只是无伤痛痒的嬉笑怒骂。楼房普遍的高耸可能也是为了缓解开罗人口密度带来的压力，于是在土*或砖红色的外墙上，便多出许多整齐划一的空调外机、或者是圆形天线，有时再配上不羁的一排晾晒的衣服，还颇有野蛮主义的风格，和惯常印象中冷峻、以混凝土为建材主体的野蛮主义建筑不同，这里的“野蛮”基于无序和热带气候所造成的眩晕感。我站在一个无名清真寺下，准备穿过四车道的马路，嘈杂破碎的吟唱仿佛从灼热的空气中沉下来，死死地压在地面，隐性的压迫性使我更加急切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而穿行公路却是这个无序城市里最难办的事情之一。交通警察为了四面八方的这些车辆已经是自顾不暇，就根本没考虑过为过路的人腾出一些时间，于是我们只好自己找准“缝隙”。最终，我得出结论：车多且拥堵时为 时机。NiloMeter位于Rawda岛最南端的一处景点，在古代埃及，尼罗河的脾性在每个收获季都意味着“生”或“死”。于是，早在阿斯旺大坝修建，以管理洪泛之前，古埃及人便发明了一种用来测量水位的装置，以推断尼罗河接下来的水文状况。这处装置可追溯至年，巨大的测量棒在上面都刻有标记以得知任何时候的水位高低。而如今的它则被环绕在现代化的建筑中。锥形的屋顶替代了于年法国占领时毁坏的穹顶，内部也精致地装饰过，还有三个通往下层井的隧道，可惜如今暂不开放。在它旁边的是Al-ManasterlyPalace，曾属于一位来自马其顿帝国的帕夏，内部很空，除了可以感受昔日的贵族气息，并无可圈可点之处，但它面对着尼罗河，随便拍上几张风景也是极美的。附近也有埃及国民女歌手乌姆·库勒苏姆的小型博物馆，拍照要单独付钱，里面陈设了她当年在不同国家和场合演出的服装，以及获得的各种荣誉奖章，甚至还有表演的乐器和各种出行证件，虽是经典，却也有被说是“老气横秋”的委屈。短暂休息后，我沿着另一座衰败的桥来到科普特区，径直朝一家还算体面的餐厅走去。在破败高楼围住的窄巷小摊位买了一瓶 饮料以补充糖分，付钱时不小心把平放着的零食碰到了，我下意识去捡起，老板却一个劲说：“我的朋友，你不必这样做，我来捡就是。”也不知他是怕我手上沾了病*，还真只是单纯不想让作为游客的我做老板“该做”的事情。虽是科普特区，可到底也没见着什么基督徒，“辱埃”的魅力就在于，任何微小的差异，都可将它的意义无限延展。杂乱无章的疑似危楼群却富有市井气息，在一楼阳台浣洗衣物的女人，眼见着水要溅到我身上，便关上水阀，还用简洁有力的英语告诉我：“向左走！”仿佛已然知道了我的目的地。在五金店外闲坐的青年见我来回走动，主动当起了向导，将我引向一处隐蔽的上升通道，它通往老埃及区的外围区域。在附近餐厅享用了非常好的中东烤肉——其中大半功劳属于胡椒与辣椒面；洗手时所用的肥皂香气把我带回到童年，那时候我们住在四合院，夏日的傍晚回家打开门，如果浴室有人洗澡，传出来的便是同样的气味，属于90年代末的一种上升希望。通过下行通道，进行老埃及区的核心地带，一条长长的甬道作为前路，两侧堆满了封套上脏兮兮的图书，显然这样的书即便在疫情前也鲜有游客会花钱购买；到了 处尽头，便能看见英阿双语的景点指示牌，可如今外来游客几乎绝迹，偶尔闪过一些本地人，而这片区域本身又是古老的，倒真让我找到了两年前在大马士革古城的那种原生态的猎奇感。若是在疫情前时代，我想这里应该会是另一个耶路撒冷，外国游人纷至沓来，商业化严重，街道两侧的纪念品店售卖着极度同质化和老套的文创。几乎所有的景点都开着，这样的景象或许目前只能在埃及看见，而埃及笔直的边境，似乎成了一道结界，把病*挡在了从海、从陆地来的路上。通常都会在门外设立一个在如今形同虚设的安检门（因为游客太少，以至于根本不需要进行莫须有的怀疑）以及一位木讷地在我左手臂上量体温的大爷。一侧是充满历史韵味的老教堂，另一侧却是烂尾的楼房，建材野蛮地被堆叠在阳光无法照射的幽暗空间内。通常也会有以宗教为主题的防疫须知，还会引用《圣经》的话，言下之意便是提醒信徒们戴好口罩。走到一处荒凉地，左侧是残存的基督教建筑，位于天然的地基上，而右侧则是一片凹陷下去的、遍布垃圾的空地，在午后阳光的迷离下，那些破败肮脏的十字标志显得有一丝诡异，我没有多做停留又来到今天参观的 一处——悬空教堂（TheHangingChurch）这般不寻常的昵称其实来源于它建造在古罗马堡垒大门上的事实。它也是一次对于石头建筑的大胆尝试。除了历史和宗教上的重要性，教堂还有大量建筑方面的亮点。两座钟塔浮现在教堂正上方，使其整体造型看起来好似诺亚方舟。它还是埃及首批以巴西利卡风格建成的教堂。而精美的莲形木制内嵌板，则装饰了祭坛上方的墙，而祭坛就在耶稣门徒的肖像之下，以典型的科普特风格画成，而壁画还包含了许多构思繁复的宴饮场景，还反映了许多圣经大事件，如耶稣诞生、受洗，以及圣灵降临。途中遇见两批欧美来的游客，不超过5人。或许现在是来埃及的 时候——因为对于埃及这样一个习惯了无节制接收游客的地方，等到疫情结束，这样的场景或许在几十年内也难以看见了：最 的一处基督教景点，却游客寥寥，而且还是在埃及没有任何刁钻的入境要求的情况下。沿着回程的路一直到天黑完，途中路中一处夜市，尽管大半街道处于电力不足的窘迫，可空气中流动的活力却丝毫未减。我来到一条主街叫车，只见司机又一次开启了绕路模式，从距离我米突然到1.7公里，为了拉到我这一笔46埃镑（约19元）的订单，司机花了近15分钟赶到我的地址，而途中浪费的时间和燃油不知又值多少。在我等车的过程中，我发现身后建筑的外墙成了男孩、男人、大爷随地小便的 场所，他们毫不避讳地解决个人私事，让我不禁感叹：埃及果然是印度翻版，有混杂在公路、装扮得花里胡哨的载人马车，有头顶重物还在摩托后排放开双手的送货伙计，还有随地小便的男性。在一片拥堵中，我停靠在旅馆附近一家肯德基旁，傍晚7点或许是最热闹的时段了，人行道和马路几乎找不到一处可轻松歇脚的所在。疫情真的在埃及消失了，我想着，虽然这是骗人的*话，可是埃及从*府到个人，都对病*视若无睹，这样的一致性倒让人瞠目。回到旅店，上午送我出门那个伙计还在，他邀请我去活动区域跟来自墨西哥的一家人聊天，里面坐着一对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小男孩，父亲很快就被琐事缠身而离开。较小的男孩拿着电动防蚊拍到处挥舞，如果不是伙计告诉我，按钮不会轻易被启动，我可能被突然冒出来的噼里啪啦声吓到晕厥。不过，他们绝不是那类熊孩子，所有的打闹都在可掌控的范围之中，而母亲便是他们的底线。他们一家人离开墨西哥已有一段时日，母亲告诉我道，他们职业比较自由，但需要在各地奔波牵线，也并不算那么富裕，但还是决定将孩子带在身边自主教学，同时在旅行中了解文化，甚至是当地语言，而他们的下一站是迪拜，随后根据*策的变动，前往印度或泰国，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还打算到中国（尽管我认为，哪怕全球疫情好转甚至解决，国内方面也需要一段缓冲期）。聊到入境埃及的原因，大家的共同点便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隔离措施。我问墨西哥母亲，你有担心过如果你们有人感染病*吗？尤其是孩子。她很诚恳地告诉我，别人也都认为现在出行是个很疯狂的决定，但她认为即便不幸染病也至多是轻症，进行自我隔离即可，而所谓的疫苗，无非是权力的游戏，或者说一场商业投机罢了。我告诉她，如果你在中国这么说，肯定要被骂惨，她似乎很坦然，其实在别的地方也是。可是在短暂的接触中，我能感受到她的进步和得宜的乐观，这和她在疫情问题上的态度似乎是两个极端，却并不能让我忍心去苛责人家什么。那位伙计也时不时插话，聊到我房间的那个人，“他啊，是从黎巴嫩来的，好像是个初出茅庐的演员，来开罗找机会…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他总是很事儿逼，我发誓我五天内要把他赶出去（kickhimout）！”随后又引用了一句阿拉伯谚语表达了他的不满：?????????????????...????????????.（大意是“如果你强行去做不合适的事情，你只会听到内心的不满”）大约是在讽刺那个黎巴嫩人根本没有天赋。我们无意聊到了去过的地方，他又说，自己到现在也没出过国，即便在埃及，旅行费用也是难以承担的。我和墨西哥母亲都感到有些抱歉，他接着又聊到埃及经济的凋敝，当我提到自己在学希伯来语时，又追根溯源回顾了六日战争的故事，不过他所受的教育是：以色列率先发起了战争，而阿拉伯国家大获全胜，出于大度让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同以色列建交。我反驳他之后，他却没有进行一番充斥着民族主义的辩驳，只是说着，埃及大部分人不喜欢以色列，不过我无所谓。他突然问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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