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没有一天会少了巴勒斯坦人的新闻。他们的形象似乎被固定化了：要么是凶残的恐怖分子，要么是悲惨的难民。他们的真实境遇却鲜为人知。
萨义德的文字连同吉恩·莫尔的摄影，描绘出了巴勒斯坦人另一幅感人至深的真实肖像。这部苦难的流亡史中，萨义德也辨认出了新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萌动。巴勒斯坦人自我身份的认同并不建立在流亡和受害者角色上，相反，它将根植于坚持、希望和被唤醒的共同体意识。
《 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节选）
作者
[美]爱德华·W·萨义德
摄影
[瑞士]吉恩·莫尔
译者
金玥珏
在单调的阿拉伯城市、难民营和接二连三发生灾难的时空之外，一个贫穷而无名的地方正在举行一场婚礼，令人惊讶、哀伤，还有一点儿不安。这里靠近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这些人的风格和姿态确凿无疑地说明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在拍摄这幅照片的几个月后，这个难民营就被巴勒斯坦人的内斗所破坏。正在婚礼小径上通过的是在这里经常可见的梅赛德斯汽车，车上装饰着一个特大的标志，那是代表德国（Dutschland）的骄傲的“D”。虽然梅赛德斯在西方是罕见的 品，但在黎凡特这些梅赛德斯——通常是二手或者走私来的——却是最为常见的轿车。梅赛德斯承担起了马匹、骡子和骆驼的职责，甚至更多。梅赛德斯在这里被当作是通用的出租车，标志着被本土化的现代科技、西方对传统生活的入侵以及非法的贸易。更为重要的是，梅赛德斯已经成为全功能的运输工具，被用于各种用途—葬礼、婚礼、婴儿诞生、骄傲地展示、离家、回家、维修、盗窃、转售、逃亡以及躲藏。然而，由于巴勒斯坦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来庇护他们，梅赛德斯那模糊不清的来源和目的，就像是一个入侵者，代表着那些既扰乱又紧紧包围着巴勒斯坦人的力量。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曾经写道：“大地在我们面前关闭，逼迫我们进入 的通道。”
迁移和不安之间充满矛盾。不论我们巴勒斯坦人身处何方，都不是在我们的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已经不复存在。从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尽头旅行到另一边，或者去往欧洲、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你在那里找到和你一样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像你一样，受制于某些法律、某种身份地位，标记着某种并非属于你们的力量和暴力。不论是流散在原来的土地还是流亡到国外，巴勒斯坦人仍然栖息在从前巴勒斯坦的疆域之内（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他们的处境却悲惨地比过去更加糟糕。他们或者是“朱迪亚与撒马利亚的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非犹太人”。有些被称作“在场的缺席者”。在除了约旦以外的阿拉伯国家中，*府发放给他们特殊的卡片来鉴别“巴勒斯坦难民”，即使他们在那里是有名望的工程师、教师、商人或技师，他们知道在东道国的眼中，自己将永远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照片里包含和显示了这一事实。
回忆加重了离散的巴勒斯坦人从未缓解的紧张。巴勒斯坦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而言都十分重要；东方诸国和西欧诸国把巴勒斯坦变成了一则传奇。人们不会遗忘它，更不会忽视它。世界新闻经常充斥着在巴以间发生的事件、最近的中东危机，以及刚刚发生的巴勒斯坦爆炸。巴勒斯坦的风景、货物和纪念碑成为商业、战争、朝圣和礼拜的对象，以及文学、艺术、歌曲和幻想的主题。东西方高度的商业文化突然降临巴勒斯坦。新娘和新郎穿着不合身的欧式结婚礼服，他们的身后和周围却都是属于他们本土的服饰和物品，这对他们的朋友和婚礼出席者来说十分自然。这个场合的快乐与他们身为难民无处可去的命运毫不相符。在附近玩耍的孩子与周围毫无吸引力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新郎那巨大的工匠般的双手与新娘纤细朦胧的苍白相对照。当我们穿越巴勒斯坦进入其他国家时，即使我们在新的地方过得很体面，那些过去的场景也会在我们身后迫近，如同再生的回忆和现实的缺失那样，既真实又虚幻。
有时迁徙的辛酸突出得就像是在模糊的铅笔字迹上再摹写上黑体字。身体和新的环境并不适应。角度是错误的。本来应该被用来装饰墙面的线条却构成了一个有缺陷的装配盒，而我们被置于其中。我们就坐在椅子上，不确定是否应该和对面的人讲话。孩子被抱起来，但又被压抑着。男人和女人们重复表达着他们周围不讨人喜欢的事物：女人的长袍在脸上形成的角度让墙壁的图案双倍惨白，男人交叉的双脚重复并且抵触着向外延伸的椅子腿。他显得不安定，准备要离开。现在怎么样？现在去哪里？突然，我们的形象正表现出我们的短暂和无常，人们把我们看作是可以强行放到另一座房子、另一个村庄和区域的对象。就像我们曾经被人从原先生长的环境带到新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被再次搬迁。
离散是一系列没有姓名和上下文的肖像。画面大多不加解释，没有名字而且无声沉默。当我注视着它们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精确的信息和知识，但是它们现实主义的精确却比单纯的信息留给我更加深刻的印象。我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这些被拍摄的人们，只能通过一个欧洲摄影师来观察他们。我想象他通过翻译依次和他们交谈。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他们对他十分礼貌，或者表现出那样的倾向，好像他是导致他们如此悲惨的那些人之一似的。人们感到很窘迫，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观察和记录。然而，他们却无力去制止这一切。
当A.Z.的父亲快要去世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子女叫进房间，进行 一次家庭聚会，他的一个儿子娶了我的姐姐。他是个年纪很大的虚弱的老人，来自海法。他 的34年都在贝鲁特度过，始终激动地不愿相信他已失去了房子和财产。如今，他对子女们喃喃低语着，这是一位贫穷无助的家长颤抖的最终遗言。“拿好这些钥匙和契约”，他一边指着床边那个破旧的箱子，一边告诉他们。箱子里储藏着当海法的阿拉伯人被驱逐出境时，他自巴勒斯坦抢救来的家族财产。这些关于过去的亲密的纪念品在我们当中已经无可挽回地不再流传，就像是流浪歌手吟唱的家谱和神话一样。照片、衣服、从原先的场所分离的物品，以及说话和风俗的例行习惯：被大量复制、放大、主题化、添油加醋，并且广为传播，它们缠丝结网，被我们巴勒斯坦人用来维系自己的民族身份，联系彼此。
有时，这些带着沉重回忆的物品——照相簿、祈祷的念珠、头巾、小盒子——对我来讲似乎是些累赘。我们携带着它们到处迁移，把它们悬挂在每一个新的藏身之处的墙上，钟爱地想着它们。这样我们就不会去注意痛苦，尽管痛苦仍然在继续和不断加重。我们也不会去承认自己的心态已经被冻结得一成不变。最终，过去掌握了我们。我的父亲倾其一生想要摆脱它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实际的地点以及它被重述和被编造出的化身。父亲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整个家族都出生在耶路撒冷。父亲是一个旧城的孩子，向游客们兜售真十字架和用荆棘编织的皇冠。但是他憎恨那个地方，他常说那个地方意味着死亡。那地方几乎没有留给他任何东西，除了一两个断断续续的故事、一枚零碎的硬币或纪念章、一张祖父骑在马背上的照片，以及两块小毯子。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一张有祖母面容的照片。但是当父亲逐渐年老，他开始使用旧式耶路撒冷人的措辞方式，我听不懂也从来没有在年轻时听说过它们。
身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很难在流散中继续维持。其他人大部分把身份视为理所当然。但巴勒斯坦人却不能，他们或多或少经常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明。人们不仅视我们为恐怖分子，而且否认或者质疑我们作为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阿拉伯居民的身份，在巴勒斯坦（而非其他地方）拥有基本的权利。不仅如此，人们甚至反过来把我们的存在和对以色列民主、成就及活力的赞美联系起来；在西方的大量修辞中，我们悄悄混进被纳粹和反犹分子占领的地方；我们全体除了希望能够在*治上悄无声息和重新安置，不可能再奢望更多。除了扰乱中东和平的厚颜无耻的行为以外，我们以缺乏实际成就和没有让人尊重的特性而著称。一些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说：“巴勒斯坦人可以待在这里，但是不能拥有任何权力，只能作为定居的外国人。”其他以色列人甚至更不仁慈。我们没有 的爱因斯坦、夏加尔、弗洛伊德和鲁宾斯坦，用他们遗留下来的显赫成就来保护我们。我们也不曾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屠杀的大灾难，可以博得世界的同情。我们是“其他的”和相反的，是重新安置和迁徙的几何图形中的瑕疵。沉默和谨慎掩盖了 ，减缓了寻找尸体的速度，也抚慰了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刺痛。
本文摘自《 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转载请联系出版方三辉图书
《 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作者
[美]爱德华·W·萨义德
摄影
[瑞士]吉恩·莫尔
译者
金玥珏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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