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向来将自己的对外*策标榜成为“人民”的*策，以此与其所伸张民主价值的契合。然而，纵观过去20年历史，美国的对外*策的核心服务对象是美国作为国家在国际*治中的利益，换言之即*策制定者所认定的国家利益；这些人往往是全球化所驱动的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巨大受益者。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全球产业链分布的调整，美国人口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产阶级，似乎成为经济全球化这场竞争中的失利者。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主义导向的*策似乎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和情绪，但是对美国在世界*治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面对中产阶级和目前美国国际利益双重受损的困境，拜登*府提出了“中产阶级对外*策”（middle-classforeignpolicy），试图在“美国优先”和“全球主义”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为了更好理解拜登目前的这一对外*策导向，本文按照如下几个部分梳理“中产阶级对外*策”的基本*策逻辑和历史线索：美国对外*策导向变化；中产阶级的定义和其*治诉求；拜登*府中产阶级对外*策的挑战。
对外*策导向变化
美国*府向来用“民有、民治、民享”（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来标榜自身；这一理念由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的演讲中提出。实际上，“人民”（people）或者“美国人民”（Americanpeople）也常常出现在美国*府要员（包括总统）的公开演讲中。然而，以“人民”为中心的*策主张往往更多地体现在国内*策中；将“人民”这样的标签直接加入对外*策的主张似乎并非美国*治的传统，遑论“人民”当中的特定群体——中产阶级。所以，拜登*府所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策”在过去20年的美国对外*策史中显得格外地醒目却又十分地反常态。为了更好理解拜登*府这一对外*策标签的反常性，本文将梳理冷战结束后自克林顿*府以来的美国对外*策基本主张的转变，并分析拜登*府这一*策标签背后的*治意涵。克林顿时代的对外*策有两个关键词——“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自由霸权主义”（liberalhegemony）。在执*期间，克林顿*府也的确推进了一系列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相关的*策措施，譬如参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与GATT成员方共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等。而另一方面，克林顿*府还积极介入北美之外的地区事务，如俄罗斯以西东欧地区无核化、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介入科索沃战争等。克林顿*府时期的美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的参与度较高，且在中东、欧洲、东亚等地保持相当数量的*事力量，以备随时介入地区事务——而这也恰恰是“自由霸权主义”的一大典型体现。所谓“自由霸权主义”，是冷战结束后的最开始近20多年流行的美国大战略（grandstrategy）主张——美国作为世界上 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应该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制度，并最终将全世界变成自由民主国家的共同体。这种大战略的直接逻辑结果就是积极干预他国内*，以至于不惜使用武力，将自由民主制度移植至该国。而克林顿*府可谓是冷战后开创了这一大战略*策导向的先河。然而，将“自由霸权主义”发挥到 的时候是在小布什执*期间。实际上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布什*府宣称其执*主张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9·11事件的爆发使布什*府的对外*策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自此之后的对外*策论调则往往围绕维护自由、民主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而展开。随后美国也先后于年率领北约*队介入阿富汗，于年介入伊拉克并推翻其萨达姆*权。而小布什的行动也激起了全球范围的反美情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受到重创，美国学界*界也逐步开始反思布什*府此前采纳的接触战略（Engagement）的负面影响；随着布什*府时代的结束，美国的自由霸权主义开始有所收敛。与前两任*府相比，奥巴马时代的对外*策相对有所收敛，但是总体上仍以接触战略为主旋律。年，奥巴马*府将美*部队撤出了伊朗，兑现了当年小布什所做出的承诺。然而奥巴马却加强了美*在阿富汗的部署，并积极介入了叙利亚内战，但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而在经贸合作方面，奥巴马*府积极介入了亚太地区事务，参与了跨太平洋合作协定的构建。总体而言，奥巴马时期的对外*策战略基调与之前相比没有太多的改变；而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指出，“-年的金融危机为美国退出自由霸权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奥巴马并没有完全与之决裂。其结果就是一系列对外*策失误，进一步为特朗普入主白宫做了铺垫。”综上所述，在特朗普上任之前的美国*府在对外*策几乎没有体现所谓的“人民”或者特定阶层民众的*策导向。过去三任*府的基本导向仍然是呈现出国家中心主义的特征，即美国国家利益是基于美国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实体在国际社会中的诉求和导向而产生的。具体而言，在战略领域，三任*府都呈现出积极干预其他地区事务的特点，尤其是通过*事手段介入地区冲突；在经贸领域，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无不主张积极参与到全球化事务，维护WTO等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进而维护美国的利益。而关键的转折点即在于特朗普。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美国对外*策开始有了较为显著的特定群体利益色彩。特朗普一反前三任*府的对外*策主张，推行所谓的“美国优先”*策。一方面，特朗普在战略方面进行收缩——朗普在任期间美国*队没有派兵参与过任何战争，此外特朗普还要求联盟国家积极承担防务费用。在经贸方面，特朗普则推行单边主义，认为全球化和自由开放的贸易使得美国经济损失巨大，因而与诸国尤其是中国进行 。而特朗普这一系列*策主张背后的基本逻辑在于之前的自由霸权主义全球主义使得美国一方面财*赤字严重，国库吃紧，另一方面使得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外流甚多，导致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愤愤不平。尽管特朗普并没有直接说明其代表哪个具体阶层的利益，但是其对外*策代表的利益群体明显是“中产阶级”。在特朗普卸任之后，拜登则直接提出了“中产阶级对外*策”。这样一种带有特定阶级名称的美国对外*策自冷战以来可谓是前所未有。日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表示，拜登*府要将是否有利于增进中产阶级的福祉作为衡量对外*策好坏的标准。该标准的关键问题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定义是什么，而这也是下文将重点讨论的问题。
中产阶级定义和*治诉求
年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InstituteofEconomicResearch）的一份工作报告，通过统计中产阶级群体的年收入数据来试图刻画过去数十年该群体的人口比例和收入占全美收入比例的变化。该研究所采用的标准是皮尤研究中心于年的社会调查所得到结果。报告调查的是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的年收入多少才能够支撑一家四口（一对夫妻和两个孩子）的年开支。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年收入中位数大约在6.8万美元，且大部分回答落在4.7万美元和14万美元之间；年收入落在这一区间的成年人则被界定为属于中产阶级群体。然而，“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定义具有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其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无疑对于拜登的“中产阶级对外*策”的合理性构成挑战。尽管对于该群体的界定有细节上的不同，但学界和*界大多是以个人年收入为重要标准来刻画这个概念。然而，这类以经济收入和家庭供养能力为基础的统计数据，似乎并不能说明中产阶级的*治倾向和诉求。年，杰克·苏利文（JakeSullivan，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其他学者联合撰写的《让美国对外*策更适于中产阶级》（MakingUSForeignPolicyBetterfortheMiddleClass）的*策报告中指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会掩盖不同中产阶级人群的性别、种族、职业类型、*治偏向（民主*/共和*）等个体性差异。而这些个体性差异很大程度上会塑造中产阶级对于美国对外*策的态度和偏好。尤其是当下身份*治十分盛行的情况下，不同的社会群体身份往往对于个体的*治立场和导向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该报告仍然坚持认为，考察中产阶级对美国对外*策的总体偏好，有助于*府制定能代表更广大群众利益的对外*策，尤其是在一些较为宏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中产阶级的诉求还是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时期所呈现出的“反全球化”特征的美国优先战略是这篇报告中所批判的重点——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倾向实际上并不尽然符合“中产阶级”的利益。报告中特别提到，很多美国人会并非从经济收入等量化角度去理解“中产阶级”，而是将“中产阶级”描述为一种生活方式——有能够满足每月开销的工作，有能力满足老人的医疗需求，有能力让孩子追求高等教育，有年休假，有足够的退休金，以及免于恶性负债的风险。而大多数满足这样一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国人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作。根据Statista统计数据，年美国劳动人口有78.5%左右从事服务行业。报告中指出，相较于美国的制造业，服务行业在全球竞争中仍然保留一定的比较优势。而这部分美国人相对而言更支持自由开放的对外经济*策。根据盖洛普年2月份的民调统计数据，有将近79%的美国人认为开放的国际贸易有助于经济增长；相比于对外经贸*策，他们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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